知其白而守其黑：国画之美生根于中国文化

范曾

    天籁、神韵、简朴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国画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

    中国文化很注重天人合一。这种特质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启智性。对中国绘画而言，中国文化的启智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绘画不需要像西方文化那样严格的逻辑分析，而需要的是感悟力。一方面，要遵循自然之道，体会天地大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都有其自身之美、有它运行的目的，中国绘画就是要你去体会这种美、这种内在目的性，然后将其运用到笔墨中，表现出来，而不需要你问“这树长在这儿对不对”“这老鼠怎么比南瓜还大啊”……另一方面，天地大美只有通过感悟才能转化为人类的美感。明代“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道：一朵花在深山开放，你不知道它存在，可是当你看到这朵花的时候，这朵花的颜色、形态就渐渐显现出来，它果然是个美艳的存在。

    中国文人讲“气韵生动”，其中的“韵”并不是单纯的作诗时押韵的“韵”，意义更为丰富饱满，注重的是创作主体（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诗人）对于宇宙惯有的一个诗性的判断。天地大美自然而生，可是也需要画家对其有诗性的判断、有所感悟才会于人有意义。所以，当中国人的智慧和感悟在哲学上的体现用到绘画上来的时候，绘画就受益无穷了。老子哲学里有“知其白，守其黑”，说的是深知本性洁白，却守持混沌昏黑的态势，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也正是国画美之所在。笔墨加上宣纸就是黑和白，只有维持黑白间比例的平衡和谐才能守住国画的这种美。中国禅宗讲，“妙悟者不在多言”。王维在《山水诀》中将此视为对山水画的要求，其实，这是对整个中国绘画的要求——以少许胜多许，以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中国绘画就是“有无相生”之道的形象体现，笔墨的“有”和画面空白的“无”相互辉映才造就了国画之美。

    元代山水画家倪瓒的画就非常注重黑白间的比例，比如他的《容膝斋图》，几棵小树，一个茅亭，朦胧的远山，没有人物，没有动态。然而，你一看就能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天荒地老式的沉默和寂寞。

    八大山人画的鸟，蜷曲着身子，寥寥几笔，把鸟的全部内在生命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画已经撇除了一切的繁文缛节、一切的矫揉造作和一切的事功媚俗，剩下的只有“士气”的符号，简捷清纯、精微广大、高明中庸。

    中国画的这种简结丰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陶瓷上的绘画就有体现。猪纹陶钵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但刻画在陶罐上的猪极富神韵。大量的留白、相当简单的细条，却将猪那种神情、动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能引发你无尽的联想。

    人面彩陶瓶属于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个作品反映的是远古先民的一种思考状态，你可以看出他在思考，你看他的眼睛里若有疑惑，可是这个疑惑又混混沌沌，让人感到没有答案而有所茫然。这个茫然体现出一个童稚的天真。还有，嘴边那个酒窝在那儿，像一个很憨厚的人，混沌、茫然、天真、憨厚、简朴。从这个简单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天籁、神韵、简朴。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源头，这种对于艺术的感悟、对于“微言大义”的追求流传了几千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国画之中。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冲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把他们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展现了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到：“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并且还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比。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但唯有汉字沿用至今。这不应该是侥幸，而是源自于汉字的特质。

    早期文字大都是象形、表意的，其表音符号很多都是衍生自象形表意符号。即便是汉字，占绝大比例的形声字的声符，也大多来自表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汉字表音的因素在汉字体系中大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表音化倾向。但为什么汉字的表音化倾向停滞了？为什么表音的声符没有进一步简化、抽象化，像很多拼音文字那样发展成为纯粹表音的字母？汉字的生命力何在？

    若在汉字和汉语的关联中寻找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汉字的适用性。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这是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语是词根语，不用改变词首、词尾或词中间的语音来表示语法关系。印欧语言很多“性”“数”“格”都要求有小而频繁的词形变化，这是方块汉字难以如实记录的。汉字作为语素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在语音上也没有什么变动，和汉语匹配十分得当。

    其次是汉字具有时空包容性。汉字的“包容性”是一种巨大的弹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一是时间包容性。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一看就懂，但如果当年有录音机录下老夫子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听懂。因为语音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代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大不一样。然而，不管语音发生了何种变化，字仍然是这些字，意思始终不会改变，这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对于英语、法语或其他拼音文字，几百年前的作品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因为语音的变化直接反映到了文字的拼写上。汉字承载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比较容易解读的文献，这也成为汉字不废的重要原因。

    二是空间包容性。同样一张《人民日报》，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都能毫无障碍地阅读，他们使用同一个汉字系统，字形和字义是一样的，但读音却各行其是。中国疆域辽阔，方言繁杂，汉字可以起到统一沟通的作用。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联系使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试想，如果历史上使用的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要反映实际语音，那么各地的拼音文字就会各不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差异会越来越大，就像今天欧洲或印度，语言纷繁复杂。据统计，印度有1600多种语言，宪法规定的联邦官方语言就有18种。可以想见汉字的包容性，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汉字起着何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是汉字具有文化积聚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沉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它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生产、商业、政治、战争、家庭、饮食等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隐藏着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作为历史考古的线索。例如买、卖、贵、贱、资、费、财、货、赚、赔等字，都有“贝”字，这反映了早期社会“贝”曾被作为原始货币的历史。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成为不可抛弃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字之林中，汉字展现出其科学性、艺术性，闪烁着独特的智慧光芒，是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选自黄国营《中国汉字的开放性与生命力》，有删改）

    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其中的“成人”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颇有启发意义。

    书院“成人”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去功利化。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成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之所，仅仅培养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种教学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曾经主持复兴岳麓书院的张栻也明确反对功利化教育，认为书院教育“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他和朱熹一样主张通过创办书院恢复孔子的“成人”教育理念。古代教育家批评的功利化教育，同样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例如，片面鼓励学生以考上重点大学为唯一目标，大学只是偏重于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使得学校教育不能突出以人为核心，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能力、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古代书院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综合了早期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自我修身、待人接物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确反对片面的知识教育，强调读书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下的唯一标准；读书不多的普通人，只要心地纯正，也可以成为君子。他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其教育理念。当代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格教育的问题，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古代书院还将“成人之教”引向家国情怀培养。书院教育的“成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而是要求将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家国天下的事业结合起来。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宋末岳麓书院学生参加抗元斗争，大都壮烈牺牲，这正是“见危授命”的“成人”作为。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等。这正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

（朱汉民《书院“成人”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也指风度、模样。借用到书法上来，

    讲的也是其稳定的个性特点。书法的气质便是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那么，除了表现之外，书法的气质来源于哪里呢？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内心平衡及文化修养的结合，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同样，书法的气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首先来源于法度，书法的“法”就是方法和尺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字由篆而隶，进而有楷、草，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从单字结构到章法布局，再到笔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为规则，不同的书写者如何拿捏运用这些规则，便是“度”。面对同一规则，每个人运用的度不同，所以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的书法作品。

    书法的气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这种累积，不仅是总和，更多的是特质。文人，是笔墨里生出来的魂灵，这样的魂灵，源于笔墨，而又付于笔墨。书法是他们的心迹，如果说“迹”是书写，由心而生的迹则是书法。书法最讲心迹。“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中国文人的气质成就了书法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气质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讲书法，最具特点的两句话是：结构严谨，法度庄严。两个“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和书法的高度自律精神。

    法籍华人哲学家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书法的地位和意义。书法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汉字最初多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书写要求更加简便、快捷，汉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符号化。而书法把这种生活的具体和符号的抽象统一起来，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写风格，把这种黑白、动静、虚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且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维、情感与生活的统一。从《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欣喜、《祭侄文稿》“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到弘一法师临终写的“悲欣交集”，无不表现出活生生的灵魂与现实的对话。中国哲学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书法便是这种结晶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