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编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改动)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栏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材料一：

    如何认定一本好书？各种图书奖项是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图书奖项入选的图书，是否就是网民心目中的好书？网民心中理想的图书评选标准是怎样的？为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出版大数据用户行为跟踪与分析实验室”项目组进行调查分析。

    分析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与评价，可以看出，图书评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好书、推荐好书，倡导出版社多出好书，鼓励读者多读好书；读者希望图书奖项帮助自己选择、阅读好书，期望权威的图书奖项为他们选书、读书提供引导。对此，我们建议：

    要对参与评奖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出量化要求。在现有评奖标准严把政治性、思想性、文学性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应增加对图书质量、效益的量化的要求，适当设立销量、利润的基本门槛。在资格审查时，要严格核查出版社报奖图书的印数、销量等。

    完善专家组评奖、读者参与的评选方式，要注重网民读者的话语权。注重吸纳网民读者的意见，开辟专门的网上评选渠道。结果计算按专家组评选、网民读者评选各占一定百分比分配权重。不同类型的图书评选，两类权重可做适当调整。

    改变网民读者对中国图书奖项的传统认知，保持中国图书奖项评选权威性、公正性、影响力的同时，利用多种有效手段，打造图书奖项品牌，提高各大图书奖项的知名度，在网民读者中形成良好口碑。

    网络阅读的特性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于某些以销量、热度为主要标准的网络好书评选，应予以正确引导，不能放任其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社会效益的做法。

（摘编自《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与评价调研报告》）

材料二：

图1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

图2图书奖项推荐方式认同度

材料三：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给予适当奖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18年11月2日公告：

    经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组织委员会审定，第五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共评选出科普图书类金奖作品10种、银奖作品20种；科普影视动画类金奖作品5种，银奖作品10种；青年短篇科普佳作金奖作品4篇，银奖作品10篇。

材料四：美国科普图书几个主要奖项：

    （一）美国科学促进会、斯巴鲁“科学图书与电影”优秀科学图书奖，由美国科学促进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旨在鼓励适合不同年龄段人群阅读的高质量科学图书的创作与出版。奖励图书分为四类：儿童科学图画书、中年级科学图书、青年科学图书、实践类科学图书。奖项的评审由评审组根据四类图书的共同标准以及四类图书的特定标准要求进行初选，然后再评定，每个类别评选出1本获奖的优秀图书。获奖作者可以得到一枚奖章和1000美元的奖励。该奖项得到斯巴鲁汽车公司的长期赞助。

    （二）科学图书奖：由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在科学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家创作的科普读物，评审委员会选出5本图书入围，再从中评选出1本获奖图书，给予1万美元奖励。

    （三）科学传播奖：由美国物理学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上一年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相关科学领域促进公众理解的科普作品，每个领域各评选出1个获奖作品，给予3000美元、一把雕刻温莎椅的奖励。

    （四）美国研究院传播奖：由美国科学、工程及医学研究院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美国上一年度出版或发行的英语科普作品，奖项包括科普图书在内的4个类别，各评选出一个获奖作品，每类获奖作品作者奖励2万美元，奖金由基金会提供。

    （五）获伯瑞优秀儿童科学图书奖：由美国植物病理学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对前一年出版的、从天文学到动物学等各领域的优秀儿童科学图书，根据不同阶段的儿童读者群体，各评选出一本获奖图书，予以奖励。

（摘编自《国外科普图书奖项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前几天，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在武汉大面积铺开，凭借着超低价和新奇感，吸引了不少人体验。但很快，不少武汉人戏称它为“苕萝卜”。

只见一辆打着双闪的“萝卜快跑”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定睛一看，“硬控”它的居然是一条躺在路上的绿色编织袋。面对这个障碍物，“萝卜快跑”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也不会绕开它，就傻乎乎地停在编织袋前方。最终还是一位看不下去的路人大爷将袋子拿走，“萝卜快跑”终于才敢动弹。

有时候路上没有障碍物，但是路况略微复杂，“萝卜快跑”也是立马“智商不够用”了。比如在早高峰的滚滚车流里，一辆想要变道来接乘客但又不敢的“萝卜快跑”，只得在原地等待 在汽车堆里显得弱小可怜又无助。

面对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其他车辆，“萝卜快跑”直接“判断”前方没有前进的空间，然后也不管这是哪儿，停车会不会造成拥堵，直接趴在马路上乖乖等待。一辆“萝卜快跑”在路口一直“礼让”了10辆来车，才抓住机会继续开动。就连旁边没什么车，只是偶然遇到了自家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小挪一点后直接一同停下，把“有礼貌”三个大字写在了脑门上。

但有时候，“遇到问题就停下来”的“萝卜快跑”又一副莽汉的样子，哪怕前面是几乎淹没车轮的积水，“萝卜快跑”也照开不误。

此外，“苕萝卜”把“遵守规则”刻在了DNA里。比如，非要等到自己的乘客不可，哪怕后面堵车成长龙，“萝卜快跑”也不会挪动一下。再比如，说好了要给你送到目的地，那差一米都不行。有位乘客表示，自己原本准备在目的地马路对面下车，然后再走两步就到了，“萝卜快跑”却依旧坚持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再掉头，誓要将乘客严谨地送到目的地。中途下车？ 不可能的。

(摘编自《无人驾驶汽车为什么被武汉人叫做“苕萝卜”？》)

材料二：

注： Level，简写为L。如Level0简称为L0，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材料三：

自动驾驶的实现，目前主要有两种技术路径。一种是以激光雷达为核心的融合感知路线，另一种是纯视觉感知路线。两种技术路线，主要就是从环境感知方面做的划分，这个环节是决策和执行的基础。

融合感知路线，这是目前国内车企实现自动驾驶的主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装载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收集车辆周边信息，再配合高精度地图，做出决策。这种路线，优点十分明显：几种传感器相互配合补充，发挥各自“特长”，数据来源十分多样，这让最终感知结果更加稳定可靠，决策也会更加准确。比如，摄像头可以提供丰富的视觉细节，而激光雷达可以提供精准的距离、速度数据，还能保证夜间、大雾雨雪天等恶劣天气下的识别效率，弥补摄像头的不足。这种技术路线，最大的缺点就是贵——高精度地图和激光雷达，都需要高额投入。

专业绘制高精度地图的车辆携带的各类传感器价值不菲，平均采集成本约为1000元/公里。据悉，某公司在上海市采集了两三年的高精度地图，也只覆盖了2.2万公里，而覆盖全上海需要采集3.6万公里。此外，城市道路天天在变，有时候今天采集完数据，明天就要改，地图需持续维护才能“保鲜”。与此同时，从国家安全角度，政府也只允许厂商每隔几个月刷新一次，还要经历漫长的审核，这让高精度地图很难广泛使用。

纯视觉路线聚焦一个“纯”字——只使用摄像头来感知环境。这意味着从认识物体，到测算距离、速度等一切环境信息，都需要靠摄像头来完成。想走这条路线并非易事，车端和云端算力、算法都非常重要，因为系统要处理大量图像、视频信息，处理光缆突迎关注微信燃烧手他褐冲刺悬维驿站多的二维图片转化为三维物体，从而感知速度和距离，这些都是使用激光雷达很容易处理的问题。这个方案，其实是在模仿人的驾驶习惯：只要是眼睛(摄像头)能够看到的东西，系统就能够识别其中的信息，进而做出正确判断。想要识别得更加准确，就需要自动驾驶系统不断学习并优化驾驶决策，海量数据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

相较于融合方案，纯视觉感知路线最大优势就是成本更低，更有利于市场大范围推广。纯视觉路线缺陷也较明显，由于摄像头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是二维图像，不包括距离、速度，车辆仅靠这些信息容易出现误判。在融合感知路线中，即使一个传感器失败或被干扰，其他传感器仍能提供关键数据，而纯视觉感知路线在摄像头遇到失效、被污染等状况时，缺乏同等级备份选项，可能会影响整体系统的可靠性。

(摘编自《杭州太动作！ 无人驾驶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