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新华网4.16

材料二：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人民日报4.16

材料三：《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北京财经4.13

材料四：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人民日报4.15

材料一：

    简称5G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被称为是一种“量子跃迁”，与3G到4G的渐进变化截然不同。在5G网络覆盖下，下载一部分辨率达到4K的电影，理论上不超过18秒，但速度带来的不仅是量变。未来的新闻故事会根据时间、读者所在地提供交互性、沉浸性的3D流媒体影像，让读者身临其境地看新闻。5G将给“增强现实/混合现实”（AR/MR）技术带来新生。只有5G的速度能让这种技术走出体验区，形成产业规模。5G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时延和高可靠，即在任何环境下都表现稳定。5G网络让医生在“混合现实”工具的帮助下完成精准的开颅手术，这种科幻般的技术只能在5G时代实现，原因正是5G信号“不断片”。5G网络每平方公里可支持100万台设备。过去30年网络将人连接起来，接下来30年会将物连接起来。5G会引发一场大幅改变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也是各国推动部署5G的重要动力。

（摘编自王超《5G时代将引爆哪些颠覆性场景》，《科普时报》2019年3月29日）

材料二：

中国的移动生态系统在2018年为中国经济创造了5.2万亿元（7，500亿美元）的附加值，相当于2018年中国GDP的5.5%。预测2025年中国5G连接数量将达到4.6亿，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位列全球第一。中国的移动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融合和现代化的主要引擎。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移动市场，中国超三分之二的移动连接通过智能手机实现。目前，77%的连接运行于4G网络，4G的普及率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顶峰，并随着消费者转向下一代移动服务后逐步下降。

（摘编自GSMA（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中国政府已将5G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对5G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并进行了全面部署。面向未来，中国和全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模表示。

    调查机构预测显示，到2025年5G网络将在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商用。中国与美国、日本一起成为全球前三的5G大国。届时，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在内的四个经济体将占据全球70%的5G市场，拥有9亿多用户。同时，巨大的5G市场将带动整个信息产业链发展。业内人士指出，2019年至2025年将是5G网络主要建设期，基站、天线等核心硬件市场需求有望爆发。芯片、电子元器件、软件、智能硬件等领域也将进入快速升级阶段。更为重要的是，5G商用还将极大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在5G网络环境下，超高清视频直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裸眼3D等高速率应用将得以实现。5G商用将有力推动远程医疗、工业控制、远程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家居等多种应用走进人们的生活，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

（摘编自王萌《5G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5月4日）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材料一：

    号称“史上最拥挤春节档”，却成了各家片方史上最焦虑春节档。大年初二（2月6日），电影才刚刚上映一天，春节档的所有影片就齐齐在网上出了资源。不是枪版，而是高清版。有人在朋友圈和微博上以“一元一部三元打包”的价格叫卖。今年的泄露是全方位的，所有的春节档影片都流出了高清版，这让片方措手不及。因为影片像从原文件拷贝出来，这样的集体泄露显得可疑，有业内人士将其称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大泄露事故”。

    各家片方基本都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专业的检测机构在春节期间尚在放假，目前也只能依靠反盗版的第三方公司24小时监控删稿。但已经流向网络的影片资源，尤其是网盘链接层出不穷，有片方已经表示删到“没脾气”。

    到大年初五（2月9日），全天的观影人次已经下降到1905万人次，比去年同日下降了将近100万人。2月10日，国家版权局发布声明，表示将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保护优秀国产电影，对严重的侵权盗版分子，将移交公安部门采取刑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

    《流浪地球》《飞驰人生》等片方都表示，目前主要精力还在删链接这一块，后续的追责要等到春节过后。

    今年2月2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2019年度第一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该名单包含大年初一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新喜剧之王》《小猪佩奇过大年》等8部贺岁片。要求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应当对本地区主要网络服务商发出版权预警提示，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对于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应当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9—02—10）

材料二：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今年春节假期，电影票房达到58亿元，已超去年同期。尽管春节档电影的票房表现不俗，但对于电影制作方来说，猖獗的盗版，仍然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对盗版链接的监测，这些小网站多为三无未备案网站，并且70%的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这也给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副主任吴冠勇说：“因为服务器设在海外，短时间内很难直接禁止，但是通过微信第一时间将侵权链接屏蔽，可以大大降低盗版的扩散。”

    国家版权局版权执法处处长赵杰说：“下一步国家版权局将会同国家电影局及公安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深挖盗版源头，特别要加大对影院偷拍盗录的打击力度。”

（摘编自央视网2019—02—18）

材料三：

    其实，影视遭遇网络盗版不是今年的特有现象。2016年2月，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影视监测管理中心发布春节档电影反盗版联合公告，发现《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侵权盗版链。2018年春节档《红海行动》等影片流出高清资源。

    虽然有关方在打击盗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院线电影还是难以摆脱盗版的困扰。对此，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丛立先分析认为：“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迭代和更新，客观上为盗版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服务便利，而良性合理的电影版杈社会综合保护机制尚未形成。同时，网络用户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行动也有不足，相当一部分网民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尊重保护电影版权的社会消费习惯。”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许燕表示，在电影版权保护方面，现行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和行政打击力度不够，公众版权保护意识的淡薄及内容付费习惯的缺失，使得盗版产业链拥有广大的下游受众基础，也加速了盗版资源的传播。目前还存在着侵权判定标准滞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缺乏可操作性与法定赔偿标准明显偏低、权利人举证难等问题。

（摘编自正义网2019—02—22）

材料一：

    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外需内需皆盛，资本投入到传统制造业能够快速实现盈利，故研发和产品线的升级换代不受重视。2010年以后，内需下滑，外需受到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竞争替代，景气度明显下滑，智能化升级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当务之急。近年，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当前，在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人工智能逐渐融入制造领域，先进制造开始步入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制造阶段。智能制造将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工业软件、3D打印等领城打响攻坚战。

(摘自《华经情报网》)

材料二：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0%，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尽管我国是制造大国，但是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目前国内工业大部分工业处于2.0到3.0过渡的状态，少部分开始迈入4.0。国外工业4.0发展起步早，目前以德国和美国为首的国家处于以品牌核心技术为主导阶段，中国则还处于制造业中低端，主要以生产零部件中间件，以及劳动驱动的制造业为主。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集中在系统集成商领域，部分企业也尝试进入智能设备行业，但是进入智能设备的核心领域的企业仍为少数。

    以机器人为例，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远低于国外。2015年日本汽车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是中国的3.25倍。根据机器人规划，到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将达10万台，密度达到150以上。随着工艺和技术成熟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预计到2020年我国国产机器人利润复合增长率将超过80%。

    2014年李克强总理与德国签订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明确了两国在工业4.0领城的深入合作。在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后，国务院、工信部、财政部等相继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智能制造在政策和产业的推动下迎来进一步发展。自动化信息化改造很多都能享受当地政府补贴，智能化改造的推动，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项目工程。

    尽管国内处于智能制造领域的初级阶段，但是部分细分行业已经开始出现进口替代趋势，智能制造各细分领域技术均有突破。数控机床领域，华中数控自主研发“华中8型”数控机床，具备比国外数控系统效率高的特性，是唯一一个批量应用3C高逸钻攻中心加工的国产品牌。可以看到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改善推动了国产化替代。国产化受到支持，知识红利开始体现。国家对于智能制造国产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同时，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明显增速，人力成本优势迅速转换为知识红利，使得中国智能制造迅速发展，国产化进程加速。以机器人为例，国产机器人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以新时达和埃斯顿为代表的国产机器人企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

(摘自《中投投资咨询网》)

材料三：

    我国近90%的芯片、70%的工业机器人、80%的高档数控机床和80%以上的核心工业软件依赖进口，这造成国内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我国智能制造的整体进展。以工业机器人为例，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了13.8万台，全球占比达到36%。而其中仅有3.5万台是由国内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生产，国产率仅为25.2%，比2016年的31%还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国产机器人尽管发展较快，但短时间内难以满足智能制造的需求。

    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84.2%的企业属于小型企业，规模以下尚有200余万家小微企业。广大小微企业是制造业的根基，其智能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智能制造工程的实施效果。但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信息化基础薄弱、缺乏相关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小微企业只能围观大企业开展轰轰烈烈的智能化改造，自己却难以融入智能制造的发展浪潮。相比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的智能化之路面临更大的试错成本和不可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存。

(摘自《电子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