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后上奏皇帝说：“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敕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微清其流，必澄其源。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敕？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范仲淹所谓“经济”即指本于儒家的经世济民）。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

——整理自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

材料一北宋前期实行官职名衔与其具体从事工作的分离，造成官职中纷繁复杂，名实不侔的现象，宋神宗年间改革官制，从“正名”入手，改变诸司官员名衔与实职分离的状况，全面调整中央官像制度，划分权限，对“领空名者一切罢去”；将原有散官名称加以改造，形成新的一套寄禄阶称谓；选拔官员的途径有科举考试、学校考选、恩荫补官、吏员出职、杂色补官等。

材料二宋代对于在任官员的考核（当时称为“考课”或“课绩”）以“循名责实”为目标，对官员品德操守及才干绩效进行综合评定；对“德行”的考核被置于重要地位，”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构成德行“四善”；课绩比较重视才干的考查核实、力求做到“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官员在申报课绩时填写非常具体的“实绩”、“实迹”，由负责部门核验填报内客，作为课绩定等的主要依据；课绩定等通常根据职务高低要冗等既定因素，对绝大多数官员固定“常考”，能力绩效互不相同，考第却无不同，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黜陟能否”的精神，全然失去了针对性与激励的意义。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