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老规矩二：“官员不入酒肆”，一旦发现官员在酒店吃喝，不管公款私款，即刻遭到御史弹劾重购罢宫免职，轻纪律处分。“

◇老规矩：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即不得向各地索要特产和美味佳肴。

材料一  《旧唐书》载：“（唐高祖）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吊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北宋初期，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961年秋，赵匡胤当众劝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释大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史称杯酒释兵权。将禁军的鲩领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牵制，规定驻京部队与地方部队实行轮换制，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牵制宰相，设立枢密院管军事分割宰相军权。又设度支、盐铁、户部（称三司）分制宰相的财权。963年，“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形成了以中央文官充任州一级长官的制度，节度使或卒或徙皆以文臣代之。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税收余额由转运使全部送至中央。这些措施对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使北宋长期处于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

——据史绍良《北宋中央集权制度探析》等整理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