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据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二：自秦代焚书、秦末战乱、汉初无为而治前后近百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私学生徒数倍于太学生。地方官学发展迟缓，郡国内不过一校或数校。地方私学更远远超过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中几乎全无启蒙教育，蒙童教育则几乎全由私学或家学承担。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之声不辍。汉初尚黄老之学，官学未立，各种学术流派都以私学方式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置太学。黄老道法阴阳纵横以至杂家仍以私学讲授。古今经学之争起，今文经学常居主导地位，古文经学常以私学讲授，不断展开斗争，各自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最后促进了两大学派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据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 ： 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只有靠强权的统治者依据透明、客观的法律来实施奖惩，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统治者自身就是法律的主人。因此，尽管儒家和法家都信奉社会铁序，但是前者提倡自律，家庭和国家要遵循传统的礼制，而后者相信依靠严刑峻法才能确保实现最终的和平。

法家的“法”不仅意指法律，还有方法和程序的含义。最初的法家就承认法律与统治术是有区别的，后者指的是权力的行使。因此统治手段不仅决定了法律的权威或者公信力，还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因此统治社会的权威或者法律源自于术，即行使权力的方法论。韩非子综合整理了他对于统治术的领悟，认为国家统治者与其下属的官像阶层存在利益冲突，而官僚阶层又统治人民大众。因此王道依赖于“势”，即王者的神秘力量。王者能够超然、不偏不倚地通过官僚阶层创立社会秩序与稳定。

法家的悲剧在于秦朝残酷无情地奉行了法家思想，而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导致法家思想无法再成为主流。其后的汉朝在正式场合拒绝法家思想，独尊儒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发现法家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有用。因此，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外儒内法”。统治者不仅要怀柔，也要使用铁腕。

——摘编自沈联涛《外儒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