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一：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星罗棋布，互相连接，构成四通八达、商品市场网络。在这块不大的地面上，明代分布了300多个市镇，清代分布了400多个市镇。镇与镇的间距以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很多市镇，无论就其规摸还是经济地位而言，都大大超越了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使它逐渐成为新设置县的治所，由市镇升格为县。例如，万历元年置青浦县，以唐行镇为县治，乾隆二十五年，移金山县治于朱泾镇。很多农家皆以丝绸、棉业为主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其产品特别是丝织品、棉布等畅销海内外。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

材料二：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离。……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

——摘编自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仍是世界上先进国家，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每年有大量出口，西方只能以美洲白银支付。据估算，十六七世纪明朝白银流入量约为1亿两，合3000吨；而外国人的估算多得多，认为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或1万吨。另一种估算是十七八世纪时，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马克壵《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1867—1894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统计表（单位；千两海关）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增长依然高于工业制成品。到1990年，中国终于实现了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转变。2001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平均达到约9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年下降，初级产品进口占比逐渐上升。1981年，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升至第19位；1997年，跻身国际贸易前10位行列；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居全球首位。

——孙玉琴主编《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古代中国主要商业中心的演变。

——据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整理阅读上表，从表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信息，围绕“古代商业中心”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史实调用准确，层次清楚，逻辑清晰）

材料一：

《歙县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即使）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徽州地处江南区域，既有丰富的土产，又能依靠运河沿线一带的苏、浙等商业重镇，对外贸易的货物供给自不必说。至于如何躲避重重官禁将货物运达输送，则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购销网络。研究表明，徽商的购销网络是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双向性销售，由海商、行商和坐贾或手工作坊三者构成。其中，行商既是负责将国内货物送达海商的媒介，也是将海商从海外收购到的商品运送回坐贾或手工作坊的中间人，而坐贾或手工作坊则是“源头活水”，他们或是深入农产品之地收购或是从事深加工，成为一级货源。

——摘编自张晗《论明代徽州海商的形成及作用》等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1896-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对华输出）贸易，除上海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20世纪开始时便建立了由西方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直至清末，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