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尽管师夷长技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实践这一主张。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学理的层次和阶段。

—雷颐《取静集》

材料二：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粱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向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学习西方。1895年春,1300名举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

—据雷顾《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材料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遇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全集》

材料四：该运动以文化激荡出新型政治与思想形态，以鲁迅为主脉的新文学创造因此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和斗争空间，几代青年受此影响。……该运动创造的不仅是文化与政治的空间，更开启了新的历史动力和对未来的想象，它们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核心思想与经验。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