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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湖北省宜昌市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相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基于此,费孝通把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态概括为“乡土中国”。 B、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这个变化历近百年才实现。 C、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带来了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转变。 D、大多数“农二代”之所以选择不回村、不返农,原因之一是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及农业的关系就不密切。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先介绍费孝通“乡土中国”概念,引出下面自己关于“城乡中国”的概念。 B、文章接着谈论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已进入“城乡中国”的判定依据及其重要特点。 C、文章重点探讨了中国社会形态变化转型后公共政策安排出现的变化及其重要性。 D、文章最后展望未来,提出中国将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但过程可能并不容易。
(3)、根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是费孝通研究、分析“乡土中国”时使用的重要概念。 B、在乡土中国阶段,大多数农民也离土、出村,但他们大多仍选择了回村、返农。 C、将“城市中国”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一个阶段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科学的。 D、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落后,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现阶段需矫正。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当代戏剧文学缺少了什么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 中国当代话剧要想发展必须找回这些缺失的东西。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从整体上看缺少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缺少强有力的人道主义精神。戏剧是“人学”,从古至今,戏剧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的“人学深度”,而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是戏剧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在精神,是戏剧产生“人学深度”的重要原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戏剧流派、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但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一旦丢失,戏剧就成了空壳,成了各种形式手段的杂耍和小玩闹。

    我认为当前国内戏剧原创最薄弱、最欠缺的首先是这个。不少原创剧作在经营故事、建构情节、寻找特定表达形式、使用各种现代舞台手段上多有可取之处,加上导演、舞美、演员等方面的强力合作和大笔投入,演出往往不乏光彩。但它们常常经不起咀嚼,经不起深究,主要是它的“人学”含量不足,我们感受不到内在的人学力量,感受不到艺术家对人的独特发现、独特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体验。

    其次,当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愈来愈薄弱。现实主义戏剧,或者往大了说现实主义戏剧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冷落和忽视。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戏剧多起来了,以现实主义名义和方法创作的戏剧也不少,但其中“伪现实主义”、低水平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少,真正的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戏剧日渐式微,对时代生活有高度概括力和深刻表现力,充满思想力度和情感真诚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已成为“稀有品”,千呼万唤不出来,很是令人忧虑。

    话剧已历百年,这一百年间曹禺、老舍等老一辈戏剧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雷雨》《日出》《原野》《茶馆》等没有一部不是现实主义的力作,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准,他们为中国当代戏剧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戏剧的力量,感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对人性的深度体察和解剖,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对中国人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复杂微妙的律动的精细刻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话剧出现了许多变数,但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品优秀作家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许多优秀的当代剧作里我们总是能看到这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的优秀剧作家都是从曹禺、老舍的戏剧中长出来的果实。

    文化发展既要扬弃要创新,也要承接,中国当代戏剧文化更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话剧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主义戏剧传承链条。中国话剧越是走向多元化,这个链条越不应该断裂,不应该出现空白和盲点。当今中国话剧需要有一批人沿着曹禺、老舍等现实主义大师的路继续前行。

(选自《中国戏剧》,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迄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十三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节选自杨艳秋《地域空间与文化情怀》)

阅读下面一篇文章,完成小题。

读些书,多些书卷气

    我喜欢孩子身上有几分书卷气,方不至于势利庸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其实,读书是认识自我并优化人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大学者熊十力说他读《儒林外史》会全身冒汗,他发现许多丑恶的东西还在自己生命的深层次起作用。王冶秋先生十四遍读《阿Q正传》,他的体会是,“第一次读它,我们会笑得肚子痛,接着鄙弃其人,之后鄙弃化为同情,同情上升为深思,再读,阿Q向自己扑来,到后来,才觉得他是一个镜头,也许是报警器……”而我们读书,常常是浅尝辄止,满足于一孔之见,很少深入挖掘,摄取营养。

    关于读书,爱默生如是说:“要让书成为自己的注解,而不要做一颗绕书本旋转的卫星,不要做思想的鹦鹉。”有的名著年轻时读过,需要重读,用大半生的阅历去读,用睿智和从容去读,去读出人生况味,读出真知灼见,这不正是对人生之旅的扩展和丰富吗?

    读书大可随缘。我读书并不拘泥于某一类书,往往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友人赠我一套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置诸案头。翻读起来,立即被那种语淡意深的风格所吸引,便一读再读。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初集,看得很有兴味,于是多方寻求,得到二集、三集……

    女诗人索德格朗言辞恳切:“人呵,别积聚使你沧为乞丐的财富;给你们的孩子一点人类眼睛从未见过的美吧,给你们的孩子以推开天堂之门的力量。”

听说,巴黎人走路头抬得高高的,因为他们后面立着卢浮宫。

【注】卢浮宫是法国人引以自豪的最大博物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城市不应当只是功能性的,其美学特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这样描述佛罗伦萨:“无论是由于悠久的历史还是自身的体验,人们对这种清晰独特的形态渐渐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每一处景象都清晰可辨,引起人们潮水般的联想。”同理,城市的形态应当表达一种清晰独特的意象,而这正是当代我国绝大多数在功能主义理念下产生的城市的普遍不足之处。

产生于人居生活和特定自然条件长期磨合的传统城市,大到格局,小到建筑风格及构造技术,往往都具有鲜明的一致性与特殊性,具有鲜明的空间特色。在漫长岁月的点滴积淀中,它更蕴含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深厚集体记忆,并成为特定人群文化传统的锚系之地,这样的城市空间是人们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源泉。而现代社会中由大规模资本主导的快速度、标准化的城市空间建设,则往往忽视城市特定的自然及人文条件,从而破坏了城市的独特意象,也破坏了基于此的市民与城市的心理联系。

城市的公共空间在根本上塑造着绝大多数市民共识的城市意象,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遗产则不仅加强了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历史环境的联系,而且是城市空间的历史意象营造的唯一途径。可以通过这些特色鲜明、认同感强的空间要素的合理组织,建立起清晰独特的城市意象。这样的城市空间可以使市民在其日常使用中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有利于城市社会的良性发展。

我国当前的城市历史保护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另一种则是城市遗产的局部保护。

前一种方式以丽江、平遥等为代表,大规模的现代建设避开老城进行,老城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从城市到建筑的大部分历史遗存,历史上形成的城市空间独特意象得以完整地延续。但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中,由于现代以来对保护的不重视,以及城市空间复杂而剧烈的现代化转型,城市遗产大多被毁坏,只能“亡羊补牢”式地选择了后一种局部保护的办法。

城市空间的历史延续性并不是整体式保护的城市的专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同样需要被市民感知,即“城市遗产的公共空间化”可使得城市遗产成为城市公共意象的载体。但事情应当不止于此,城市的整体意象需要系统性的建构,要表达城市空间整体的特色和历史意蕴,还需要系统地组织这些意象载体,让城市显现出整体层面的历史特征。

城市历史系统性保护的目标,不是要恢复和因袭历史的风貌——这样既不可能也无意义——而是要重建和表达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逻辑,改变城市中现实与历史断裂对立的状况,让它们成为延续的一体。

今天的城市空间发展不应排斥适应现代功能要求而发生的变化,而应该让当代的发展与城市的历史以统一的逻辑成为一个整体。就如美国波士顿前市长托马斯·梅尼诺所说:“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它的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强调系统化的城市历史保护,目标就是要重建这种空间历史逻辑的延续,让城市的历史对生活其中的市民来说真实可读,而不是仅存在于文献中。只有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与城市历史空间的真实联系,城市历史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可能的。

(摘编自沈旸《城市遗产的当代转型与公共空间化》)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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