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推出“零口供”而一举成名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重新定义“零口供”，并在有关文件中删去了“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字样。而正是这一表述，曾被认为是把沉默权引入了中国司法界，并引起很大争议。

    去年8月，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在排除有罪供诉的前提下按照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危害后果如何以及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等要素，运用全案证据进行论述，得出嫌疑人犯罪的结论。该院当时把“零口供”定义为：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而在最新一稿的《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里，“零口供”被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影响为零。在删去“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在鼓励其如实陈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陈述”。

    所谓“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在17世纪英国的利而伯案中，利而伯以“自己不能控诉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他的做法得到英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沉默权制度开始显露雏形。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告知沉默权的规则，作为刑事法制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不仅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而且其精神也被联合国的重要文献所确认。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自1987年出版《商州》，到2014年9月《老生》问世，27年间贾平凹共创作l5部长篇小说。但其中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仅有3部，改编后成为口碑之作的更近乎为零。作为一代名家，贾平凹似乎与时下小说改编影视剧成风的潮流格格不入。

    对此，有学者提出，当今文学界紧缺的恰是敢于逆流而行，让影视剧改编无从入手的纯文学性小说。

    文学评论家徐兆寿举例为证：2012年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排行榜上，莫言、余华、苏童分列前三。“作家本身功底之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每人背后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在他看来，莫言背后有《红高粱》，余华有《活着》，苏童则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既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全了作家在海外声名鹊起。

    “国内书市同样如此，书店的畅销小说半数以上都有‘触电’背景”。徐兆寿说，影视与文学联姻，常常能让一些作家为更多读者认识，具有更大的阅读市场，像莫言、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他们的作品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在小说热销榜上扶摇直上。

    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作用不仅中国有，国外同样有。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就在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写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克里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图书馆不得不在一周内添购132册；《呼啸山庄》被拍成电影后，小说在2年内的销售数量超出过去92年的总和。”

    “触电”让小说流传更深广，这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佐证的真命题。

    但真命题却叫人爱恨交加，徐兆寿旋即话锋一转：“影视剧走红了，想当编剧、当导演的年轻人多起来，但安静写作的越来越少了。”

    徐兆寿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他一直在留心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但学生们每每志不在此，徐教授很清楚，剧本创作接触到的是声色犬马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纯文学是孤独的精神构建，“可惜现实面前，多数人倾向于物质。”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同样用“生不逢时”来形容现时的文学环境，“20世纪是属于作家的欢歌，文学占据绝对主力。而21世纪，图像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令评论界忧思的现状是，当代年轻人的座右铭不再是文学作品里的一句箴言，取而代之的是影视剧的走红台词。长此以往，纯文学恐会为剧本式写作让位，就如同诗歌曾经的式微那样，那将是文学天大的灾难。

    “灾难”是危言耸听吗?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作注解，他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问道：“电影时代，小说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洋洋洒洒的文字叙述，放进宽银幕后只需几秒。电影让阅读变得轻松，既然如此，何须几十页纸?几页、几行足矣。”

    永远不要责怪读者变得浅薄。而要想想，是谁帮他们放低了文学门槛?

（选自王彦的《小说敢不敢拒绝影视改编?》，有删改）

    中国戏曲的声腔经历了由单曲体、联套体到板腔体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着意关注一下戏曲声腔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古老的戏曲剧种，还是新近形成的戏曲剧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将独立的民歌（或曲牌）用于戏曲表演，并形成戏曲声腔以后，都经历了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联套体声腔，或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板腔体声腔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阶段就像是三级台阶，一步一步由低向高发展，显示出了戏曲由幼年、青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直到现在中国戏曲还没有什么腔体超过了板腔体声腔的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戏曲最高层次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居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

    戏曲声腔的这种发展是由戏曲内在的推动力推动前进的，这一内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舞台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或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起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是由塑造的人物的一系列的戏剧动作组成的，它发自人物内心的意志和情感，再由内在心理动作转化为外部行为动作。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在展示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动作有着不同的特点：西洋戏剧在展示内心动作时，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过程，在外部动作完成过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完成情节的陈述。在理论上将此归纳为“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强调的是内心意志已经“实现”。而中国戏曲则更多地注目于内在意志的展示，强调外部动作的形成过程，把舞台空间腾出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情感的流动。在理论上直截了当地将其归纳为：“乐者，心之动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戏曲在戏剧动作上的抒情风格。而“唱”则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好的表现手段。既然唱腔是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最佳手段，那么戏曲的声腔就必然按照戏剧性的要求进行变化发展。

    提高戏曲声腔的戏剧性，就是要求戏曲的声腔能表现复杂多变的人物情感，而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国戏曲首先由单曲体走上了曲牌联套体声腔的道路。所谓联套体声腔，即将大量不同节奏、不同情绪色彩的曲调吸纳为声腔，以展示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多变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戏曲初、中级阶段形成的元杂剧走的是这条道路。全盛的时期是昆曲，将曲牌联套体声腔发展到了无所不备的顶峰。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起。它们虽然是在大量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大部分闲置不用，只将其中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曲调，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戏曲、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这种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板腔体声腔，使声腔的风格特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使演员容易掌握，观众也易于记忆，因此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观众群体，使板腔体声腔广泛流传，牢实的扎下根来。

（节选自《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苦吟：生命的艺术化

刘明华

    文学创作有一个共通性的现象：那就是作者在创造时所遇到的“生产”困难。人们常常在作品粗坯出现之后，反反复复地“推敲”，打磨，不到自己满意不罢休。最后呈现给世人的作品，多是涵蕴着作者几许欢乐几许痛苦之作。

    自声律问世之后，诗人对诗之“吟”的看重以及“吟”诗的风气是大超过往日了。声调之抑扬、音韵之美感只有通过“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换个角度。声律论的产生与魏晋以来“吟啸”的风气也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无疑与律诗这一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一般的吟诵到苦吟，反映的是欣赏与创作的关系。“苦吟”是一种创作状态，它既有对声律的追求，又有对字义的选择。它正是带镣之舞的表现。

唐人中最早提出苦吟概念的不是杜甫，但最早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且取得极大成就的则无疑是他，杜甫提出了“长吟”的概念。《解阿十二首》之六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这里把“改”和“吟”连在一起，表明的是诗人创作的一种重要形态：边改边吟，边吟边改，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而饶有意味的是，吟的和改的是“新诗”近体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位才气纵横诗如泉涌的天才常常来不及字斟句酌，对于律诗，他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当他写过少量律诗之后，便兴趣索然了，那种体裁对他确实是一种束缚。因而，相传他写的《戏赠杜甫》说杜甫做诗太苦以致成了“太瘦生”，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杜甫的苦吟决不限于“新诗”。其创作过程中养成的刻苦写作态度必然会贯穿到他所有创作中去。杜甫如此，整个诗坛也如此。于是，许多故事、许多感慨由此而生。一种刻苦写作态度可能成为受罪遭难式的自我折磨，一种玩命式的呕心沥血，一种亢奋不已的精神状态，一种自我为仇的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生命寄托。

    苦吟诗人刻苦态度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苦吟本身又塑造了诗人的个性。大体而言，刻苦吟诗的人中少有浪漫派。他们的行为多少有些乖僻，其风格也自成一体。孟郊自称“积恨成狂痴”，《唐才子传》记载卢仝“性亦古介僻”。痴、憨、狂、癖竟成了苦吟诗人的共同性格倾向。

文人苦吟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投入。元人杨载对此有一深刻认识：”古人苦心终身，日炼月锻，不曰“‘语不惊人死不休’，曰‘一生精力尽于诗’。”苦吟在本质上是诗人们对美的创造。诗人在“吟”时，既有推敲之意，也有把玩之乐。而把一个字改来改去，为的是什么呢？是服从声律的需要，还是为了使表达更准确？还是为了使意思更新鲜，抑或是为了作者想象的情景更精彩？这样，在苦吟的过程中，就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更准确，一是更艺术。

苦吟诗人的认真态度，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胡适说：“这样认真的态度，便是杜甫以后的新风气。从此以后，做诗不是给贵人贵公主做玩物了，也不仅仅是应试应制的工具了，做诗成了诗人的第二生命。”苦吟诗人们，创造着美妙的“第二自然”，这是他们对文学的贡献。

(节选自《丛生的文体一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有删改)

人工智能如何打开未来

李洪兴

    “来！试试这杯机器人的手冲咖啡。”从下单到取咖啡只需十秒左右，在美国旧金山，一款咖啡机器人近期受到媒体广泛关注。不少体验者认为，机器的手冲咖啡可媲美人工制作。无论是咖啡师、厨师，还是服务员、保洁员，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似乎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

    电影《摩根》的预告片出自人工智能之手，新闻消息由机器人完成，谷歌机器人在围棋的人机对战中屡尝胜果……拥抱人工智能，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红利。20世纪50年代，十位科学家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60多年来，原本存于科幻故事里的主角，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无人汽车到农牧自动化作业，从医疗看护到育婴保姆，人工智能早已见惯不怪，对劳动力的解放也显而易见。但面对人工智能，人类并未变得更加从容，对其了解越深入越觉得担忧，每一波人工智能的升级，都伴有焦虑和恐惧。在好莱坞电影中，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后“造反”的桥段不胜枚举。如何与人工智能和平相处？答案依然在探索之中。

    今年1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预测，人类工作有一半可能在2055年实现自动化。对技术乐观派而言，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为发展更新了“发动机”。埃森哲咨询公司在研究了美国、英国等12个发达国家后认为，人工智能预计在2035年能将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提高40％左右。然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人工智能或许是一个随时可能“张开獠牙”的影子。正如霍金所言，“人类由于受到缓慢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机器竞争，并会被取代。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从“类人类”到掌握人类思维，科学家们的提醒，揭示了潜在危险所具有的巨大能量。

    不过，有一点是共识，即机器人与自然人不同，而且要加以区分。近期，欧洲议会就正式向委员会提议，打算设立一套全面的法律来界定人工智能带来的责任和道德问题。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曾设想“机器人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能在人类受到伤害时袖手旁观。考虑到机器人会在很多领域代替人类工作，比尔·盖茨就提议向机器人征税，此前欧洲议会也对类似法律提案进行过投票。制定法规，是否会造成过度干预，又该如何避免阻碍创新？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人类也在进行着去焦虑化和去危机化的制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