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艺术

李泽厚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那时便已出现，它最终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在《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有“如晕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已颇具规模，并且具有审美功能。对建筑的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追求华美的建筑热潮蔓延开来，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宫时达到最高点，从记载两千年前秦代宫殿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

    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是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在慢慢游历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过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

    中国建筑讲究建筑物的严格对称，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它确实相对平淡，但就整体建筑群而言，它却结构方正、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样能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在视觉上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汉以后），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呈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特点，而不同于欧洲或印度的建筑。就是由印度传来的带有宗教性质的宝塔，也终于中国化了。它不再是体积的任意堆积，也不是垂直一线上下同大，而是表现出中国式的节奏美。也由于是世间生活的宫殿建筑，供享受游乐而不只供崇拜顶礼之用，从先秦起，中国建筑便充满了各种供人自由玩赏的精致的美术作品（绘画、雕塑）。

    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园林艺术日益发展。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可以引发更多的想象和情感。这种仍然是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却表现着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们更为自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想。它们的浪漫风味更浓了。但在中国古代文艺中，浪漫主义始终没有过多地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在建筑中，它们也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渲染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有人称我们已进入“微时代”，只要你有个联网的手机，你就能通过微博将身边发生的事情与“脖”友们分享。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现代人确需一种和这种节奏合拍的“灵光乍现式”的表达，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们之间的关系向着“陌生人”社会的方向发展，人在社会场景和生活平台上的呈现，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这与微博上每天发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同时，微博一次140个字的限制逼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更平民化，“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为此，各地政府也建立了官方微博，以便有效听取民意，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与国外微博相比，中国微博上的牢骚与负面表达较盛，而这恰恰是网友现实生活所面临困难的显现。微博只是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来，所以能否及时回应负面舆论，事关政府的诚意。在微博上，政府与民众应是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向民众的单向传播。无论是淘宝体，还是偶尔的卖萌，都体现了政府在积极地转变语言风格，这些要比官话套话更能Hold住政府形象。然而，躯干在为公众带来多元信息的同时，也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微博的“直播性”虽然方便快捷，却易威胁个人隐私……尤甚的是，部分“微博达人”，恶意左右网络舆论，将“网络暴力”有意引向党和政府，危及社会稳定，值得警惕。

    微博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面对微博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何去何从，仍值得探讨。

    近年来，每逢春节便刷爆社交网络的返乡日记，道出的不仅仅是凋零的劳动力、解体的乡规民约、高昂的娶亲负担这些表面现象，浓郁的乡愁背后，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集体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一篇又一篇的返乡日记，记述的是残留的小农经济形态解体过程中的乡村巨变和个人蜕变。而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背后却有文化的深层推力。文化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性格特征、处事风格，而这些都可以在历史回溯中窥探其奥秘。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大地饱经沧桑战火，但没有像其他任何一个古文明发源地那样分崩离析。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寻常百姓家，得到代际传承。中华文明能够躲过岁月的刀斧、能够抗击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其答案就在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经济形态，农耕文明早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人们逐水而居，春播秋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从肥沃的土地中收获上天的馈赠，过着与游牧民族饥饱不定、奔走疲惫的迁徙生涯截然不同的富足生活。当农耕经济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原大地，儒家文化也日渐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充，并由上至下推行，深深渗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外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从而演绎出数千年来稳健发展的人情百态。

    所以说，天人合一，尊老敬上、友善勤劳、守旧谨慎、善恶报应、祖宗家法这些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根本上都是由农耕经济形态决定的。农耕经济形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样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也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

    然而，社会意识观念必须适应社会存在，否则就会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农耕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已经席卷着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适宜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中华文明已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文化的滞后性必然导致这样的情形出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遭受从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样态中撕离出去的苦痛，在旧观念与新常态格格不入、新观念尚未形成确立之际，难免陷入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两难境地。

    因此，如何审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锋，不仅关系个人的安身立命，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的“遗老”不仅难以在现代工商业活动中收获事业成功，也难以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冲突中求得心灵安宁。如果全盘抛弃传统文明，生搬硬套西方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明基础上生发演绎的现代文明，那不啻于邯郸学步，会使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我们成为无根浮萍，随波逐流，沦为附庸。

    所以，理性清晰地思考传统文化，慎思明辨地融入现代发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而成的圈牢。

（摘编自2016年2月24日光明网《光明时评》）

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当前，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开启全新变革，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而无论是智能制造还是人工智能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时代，数据到底该怎么用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数据隐私是一项基本权利，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应该将他人的搜索行为、购买行为、行程等数据用于牟利。就如一些互联网媒体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抓取消费者的搜索记录，并投放广告，这等于未经授权将个人隐私数据变现来赚取收入，某种程度上已侵犯了用户的数据隐私权。

    日前，脸书董事长扎克伯格在问询听证会上承认，除了将注册用户的数据供第三方使用，脸书还收集未注册用户的数据，令数据“泄密门”进一步发酵。而国内消费者反映，在手机百度上搜索吸尘器后，频繁收到百度、京东、网易新闻等AP推送的吸尘器广告。百度利用搜索记录定向推送吸尘器广告尚可理解，为何京东、网易新闻也有此类推送呢？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该消费者关注吸尘器呢？数据隐私状况令人担忧。

    同时，数据分享又是十分必要的。以人工智能医生为例，仅在影像诊断方面，人工智能就需要学习大量的影像病例，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此类数据分享和汇总分析最终将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

    数据隐私与数据分享界限如何划分？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脸书数据“泄密门”后，苹果、百度、腾讯等企业纷纷表示自己是绝对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但海量的信息收集和存储，使相关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拥有了一种巨大的权力，仅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权力如果不被关进笼子，那么在网络上近乎“裸奔”的用户信息，可能随时都会被出卖到镁光灯下。

    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大数据也有两面性。无论你是否喜欢，大数据裹挟着好与不好同时到来。面对新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它。一个行业兴起初期往往处于野蛮发展状态，企业由小变大则需要规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规范。没有数据的规范使用，就没有数字经济产业的健康生态。规范不是制，不是遏制技术发展。相关规范滞后于技术的发展是客观的，应积极探索，在创新中解决问题。

(摘编自李心萍《数据隐私和数据分享》)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