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其他制作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培养和成就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驭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升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营销与购播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2016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朝中大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名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较为精通，但是他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然而，他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被一般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有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京城可算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平生头一次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的心思从小就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于据有事物，而在于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研究。

    即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玩出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像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也都非常精深。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舞乐、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1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存在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缝合。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中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他父亲的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最终没收了杨宁史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追回国宝而努力，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全部拍卖回流到社会。王世襄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致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将宝物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陋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用了多年的买菜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们俩的墓穴中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①“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出自道家经典《文子》，是说人们应该基于当下现实，如果百姓能够获益，不必效法古代规定；如果能把事做得体，也不必遵循俗法。

②古和今、变和常的问题，自古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关注。在以农业立国的环境下，我国是一个敬重传统的国度。传统就是百科全书，不仅是人们的智慧之源，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时就是现成答案。

③但社会是复杂的，事情总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一味重复前代教条与范例，很可能事与愿违。宋襄公面对强悍的楚师狃于旧”礼”，惨败于楚。同样，王莽改制笃信儒家古文经，并以此为古代圣王治国的金科玉律，最终天下大乱，民众接竿，新莽覆亡。宋代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政策，依据防范武将擅权的经验编出“阵图”对前线的战事百般制约，甚至宋仁宗亲自编写《神武秘略》赐予北方边陲将领。在怀疑、猜忌与脱离实际的乱指挥之下，宋军战斗力低下，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中频频失利。如果士大夫理想地沉浸在古代某家学说中，不能以冷峻的现实为出发点，自我玩赏则可，一旦走上政治舞台就会给社稷苍生带来芟夷大难。

④况且不少人对前代法则经验的汲取并不正确。秦并六国之时大多数臣子赞同分封同姓子弟，而李斯力排众议，陈说他们没有看出周代分封的弊端；刘邦鉴于异姓王离心离德，错误吸取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大封同姓诸侯，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好的政治家就像良医一样，对待千变万化的病状应采取不同的方剂。

⑤这种变革的思想，不仅被法家奉为圭臬，同样是儒家的重要理论构成。儒家学者甚至强调，

⑥当两个原则性问题产生冲突，只能顾其一之时，就需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产生了“权”的思想。孟子的名言“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典范。“权”是砝码，砝码在秤上波动，物品才可以平衡；权变，就是在特殊的场合中灵活把握的平衡。

⑦变要看准时机，并不是所有时机都适合变。所以古人又提出了“时”的概念。《周易・系辞下》里借孔子之口说，隼鸟是禽，弓矢是兵器，射它的是人。贵族君子能身藏利器，抓住“时”再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人”“器”与“时”都具备，有把握做到“利于民”“周于事”，突破“古”和“俗”的羁绊，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摘编自李凯《苟利于民，不必法古；周于事，不必循俗》）

①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②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③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④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⑤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⑥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⑦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2017年，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这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科学梦的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的日益提升。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年来,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二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驱动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系每个人成长,也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明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更多人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仍是一个长期的、富有挑战性的过程。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教育界、科学共同体和企业、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的社会网络,加上运用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发展科普产业，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相信全民科学素质将会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活力会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

高考在更公平的基础上重新起航

（高 路）

    公平对中国而言的重要性，看看高考改革就知道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关于高考改革的几项措施个个都很有分量，但个个都跟公平相关。明年将有25个省份在高考中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制作的试卷，这是为了公平；今年将取消全部鼓励性加分项目，只保留扶持性的加分项目，这同样是为了公平；至于取消自主招生方面的推荐学校限制等，这更是为了公平。

    如何才能更公平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人人都希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行各业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不同、侧重点不同，当然不能要求经历的考试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加分政策还是各省独自命题，或者是高校的自主招生都有其存在价值。这些政策推行之初也绝对不是拍着脑门决定的草率之举，也都是在一轮轮的质疑声中一步步推进的。这些政策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功绩，可无一例外的都遭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现实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公平的问题，让权力和金钱钻了空子。

    高考在人生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大过人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一场灾难了。改革向现实妥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理想，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可能仅仅只是开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而是一次在更公平基础上的重新起航。一个方面是社会对公平的呼声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更从容地应对效率的问题了。以前说一考定终身，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为减少，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让个人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确实没有必要把棋子都押在进名校进热门专业上。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读普通高校也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从人生的选择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固然让人羡慕，但换个角度，其实读高职、走匠工的道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得成为科学家医生老师的，社会有足够多的职业能容纳下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人生梦想的人。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现阶段而言，公平可能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但公平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效率？没有公平，高考的存在基础都出了问题，又如何能解决效率的问题。没有公平，社会上充满对高考招生的质疑，损害的是整个国家的机体功能。高考的改革只能跟随社会改革同步进行，不能指望它超越社会独立于时代。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