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艳惊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再度亮相艳惊舞台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来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来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演出的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来，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涵盖藏区典型音乐元素。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惟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来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

    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来。“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节选自《人民日报》2007.11.6）

趁机勒索

乔治·布鲁克斯

    被告南方铁路公司的律师林顿·戈尔德疲惫地站起来，瞥了一眼自己准备提出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在反诘之前就已经输了。那个女人会得到她要求赔偿的每一分钱，陪审团是站在她那边的。

    在提出第一个问题之前，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在他如针芒般的目光注视下，罗杰斯太太的脸有些发热。

    “罗杰斯太太，”戈尔德礼貌地开始发问了，“你声称在那次铁路意外事故中受到了某些伤害。我们承认这一意外事故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且按这里所描述的大致情形发生了。事实上，铁路公司答应赔偿你的，仍然会按照承诺赔偿给你。我想，那一大笔钱可以抚慰你的那些伤害了。但是，在你与你的律师商量后，你拒绝了那一笔钱，对吗?”

    “是的，先生。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背部也受伤了。”罗杰斯太太平静地答道。

    “依照你的律师的建议，你来到法院要求得到更多的损伤赔偿，也就是要求我的委托人赔偿50万美元，对吗?”

    “是的，先生。”

    “罗杰斯太太，我这里有记录，对你声称经受过的伤害的一份宣誓记录。在这份记录上，在事故发生超过24小时，你与你的律师经过一番商议之前，你并没有告诉外科医生你的背部受伤了，对此你怎么解释?”

    “因为当时X光片还没出来。”

    “啊哈!真相怎样只有你自己知道。”戈尔德说道，“今天，在意外事故发生整整一年后，你仍然穿着医用胸衣来支撑你的腰吗?”

    “是的。没有胸衣我就不能坐直。”

    “检查你的伤情时，你听见了你的外科医生说，如果一个没有受伤的正常人长期被外科胸衣束缚起来就像你整整穿了12个月，一旦没有了支撑，正常人也无法坐直。”

    “听过像这样的话。”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但他知道他的反诘是没有用的。七个陪审团成员中脸上呈现“恨不得吞了铁路公司”表情的人有三个，而其他四个则在想:“可怜的女人!”

    但他还是依照程序做总结陈述:“很明显，罗杰斯太太这是在趁机勒索。南方铁路公司拒绝这一非法要求。先生们，我再说一遍，这是趁机勒索。你们今后都要提防些。”

    主审法官接着做了公正而简洁的陈述。陪审团随后退庭。40分钟后，陪审团重新回到法庭上。一个陪审团成员宣读他们的决定:“我们支持原告提出的5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林顿·戈尔德发出了无奈的苦笑。

    第二天早上，戈尔德夹着他的公文包匆匆出了家门。已经是8点整，他得在街上随便买点东西吃，然后赶去办公室。昨天从法庭回来，他受到了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的嘲笑，他的委托人南方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也打电话来把他臭骂了一顿。

    他走进地铁站大楼的大厅时，里面空无一人。他跑向电梯。

    电梯下来了，但从一层飞速经过时没有停下来。透过格栅和地面玻璃，戈尔德看到那个老人用力拉着控制开关，但电梯没有停。随着一声巨大的坠地声，三层楼面的玻璃都震动了，电梯坠落到坑底。

    戈尔德的脑子突然灵光一闪:“这是一个多好的对大楼管理机构提出诉讼的机会啊!那部老电梯20年前就应该停止使用了。”

    他从安全楼梯跑到地下室。残骸躺在那儿，就像纸板盒一样被扭曲、压扁了。他摸了一下那位老人的身体，已经没有脉搏了。戈尔德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幸亏我没在电梯里。”他想。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50万美元的赔偿，趁机勒索。他笑了。“再想一下，我其实是在电梯里。”

他爬进了变形的电梯厢，慢慢挪到一根主梁下面，让背部靠着主梁，然后闭上了眼睛。

    不久，消防队赶到。戈尔德假装大声呻吟起来。当消防队打算把他抬出去时，他喊道:“哦!轻点儿，轻点儿!我的腰，我的腰啊!”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老化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都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受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版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背后的子弹

包利民

    冲出战壕的时候，班长赵锐只觉得兴奋，他大步向前，狂风，还有子弹的呼啸。他都没有一点儿的恐惧，这样的场景他经历得太多了，竟是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忽然，一丝莫名的凉意夹杂着不安涌上心头，只觉背后异样，猛回头，却见战士钱万里正跟在身后十来米处，黑洞洞的枪口晃动着，不时划过他的后心，他不禁颤了一下。

    赵锐瞬间想起，许多次战斗都是这样，冲锋的时候，钱万里就跟在他后面不远处。他的心更是紧提了起来，作为班长，他没少收拾这个沉默的战士，总是找茬让他吃些苦头。有时是钱万里真的犯了错，有时是无事找事，不为别的，他就是讨厌钱万里的冷淡与冷漠，这个兵蛋子，不会讨好班长，也不会笑，让人心里不舒服。赵锐回想起刚才钱万里看着他的目光，比那枪口更让人心生寒意。事实上这种眼神赵锐在钱万里的眼中已看过多次，说不出的阴寒。这小子总跟着自己，不会瞅冷子照自己放上一黑枪吧！

    钱万里的心里也的确是这么想的。每次冲锋，他都紧紧尾随赵锐，他甚至无视迎面而来的弹雨，眼中只有那个让他痛恨的背影。他是有着痛恨的理由的，他才十八岁，偷偷跑出来参军，就是为了躲避养父母的虐待。从小到大，他是在阴暗的际遇中成长起来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温暖，虽然不至于去恨每一个人，可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他只是本份地当一个兵，作战也勇敢不退缩，可这却引来了班长的不满。有一次他不小心打翻了自己的那份饭，却被班长痛斥，不但饿着肚子，还被关了一夜的禁闭。他没想到逃出那样的家庭，却又迎来这么一个班长。他的恨便疯长起来，每一次他的手都攥得发白，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

    已经越来越接近敌人的阵地，不少战士都倒在了冲锋的途中。那子弹也越发密集起来，可却影响不了这两个人的推进速度。随着脚步的迈动，钱万里的步枪枪口也在不停地抖动，而枪口的前方，就是赵锐。赵锐也因此一阵阵地脊梁发冷，奔跑的身姿也有些僵硬。前方，敌人已经冲出阵地，战斗的短兵相接异常激烈。混战之际，钱万里觉得机会来了。他不停地开枪打倒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寻找时机向那个背影开上一枪，而这一枪，一定要毙命，还要做成是敌人射击的假相。赵锐听着身后的枪响，见敌人一个个倒下，暗自吁了一口气，同时笑自己的多疑。于是恢复了状态，围拢过来的敌人在他的枪口下一个个倒地。

    冲到敌人阵地前，兵员已经大幅减少，敌人也呈包围之势靠拢过来，几乎四面都有敌人。见这情形，钱万里一阵激动，这就是最好的时机！他机警地四顾，敌人又倒下许多，前面的班长也撂倒了不少，在全排，他们两个的单兵作战能力是最突出的，钱万里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赵锐才会收拾他。见周围的敌人有些退缩，暂时对自己构不成威胁，钱万里的枪口暗暗对准了前面背影的心脏位置，他相信自己的枪法，手因用力而微微颤抖。全身也出了汗，风更猛，他忽然打了个冷战，感觉到冷。那一瞬间，他记起一个同样寒冷的时刻。那时他躺在战壕里，午夜，冬季，睡梦中被冻得醒过来，而更大的困意再度让他迷糊，只觉得一个草垫子忽然盖在身上。他微微张开眼睛，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背影。而此刻，那背影正在清晰。

    赵锐仿佛有预感般转过身来，见钱万里的枪正直直地瞄着自己，他下意识地举枪。钱万里的枪响了，而赵锐的枪也响了。有那么一刻，赵锐觉得无边的寂静，自己仍然站着，转回身去，一个接近他的敌人正在倒地。钱万里见到赵锐开枪，脸上竟露出了微笑，可身上却没有痛的感觉，一个敌人在他身后正慢慢倾倒。

    两人对视了一发。赵锐骂道：“发什么呆，快跟上，小心我收拾你！”钱万里提枪而上，全身的寒冷顿消。战场上，两个身影正所向披靡。

百羊川

赵文辉

    百羊川坐落在豫北沿儿茄庄村后面的山坡上，别以为真容得下百只羊撒欢，豫北不好找策马扬鞭的场地，更别说在山上。百羊川才一亩几分地，居然平平坦坦，就像山水画上按了一枚印章。这可是枚好印章。茄庄的坡地靠天收，没有机井，山又是个旱山，一秋不下雨，坡上还真收不了几把米。唯有百羊川旱涝保收，越旱小米还越香！老辈人迷信说，百羊川是神田，其实是这块田占对了山脉，下面一定是一根水脉。因水质特别，加上土是黑红黑红的胶土，长出的谷穗又肥又实，碾出的小米喷香喷香，黏度好。明朝潞王落魄于此，一尝便不能相忘，并且年年上贡茄庄小米。又在茄庄修了一座望京楼天天眺望天子，以表忠心。这不过是一段野史，无从考证，倒是当年从豫北走出去的那位副部长，因为爱吃茄庄小米，要把百羊川的主人提拔成公社书记，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主人就是水伯。水伯的祖上就有过要被提拔的经历，说是提一个县令，祖上没去，依然布衣老农，守了下来，就一直守到了水伯这一辈。水伯不稀罕什么公社书记，他只稀罕百羊川的秋天，风吹嫩绿一片，最后变成满坡金黄。农闲的时候，水伯在屋前屋后堆积草粪，坑是上辈人挖好的，水伯只管把青草、树叶、秸秆一股脑儿填下去，再压上土浇上大粪，沤成肥壮的松软的草粪，一担一担挑上百羊川。水伯从祖上接下这个活，一直干到了现在。茄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百羊川的小米一直到今天还这么好吃，都是沾了草粪的光。

    水伯家的小米每年秋后都有人开着小车来买，买的人多，米少，买主常常为此吵嘴。后来干脆提前下订金，再后来就比价，比来比去，一斤小米的价钱比别人家的竟高出几倍。水伯的儿子受人指点，把“茄庄小米”注册了商标，进城开起了门市部，兼卖一些土特产。几年之后在城里置了房，又要接水伯去。水伯确实老了，锄头也不听使唤了，好几次把谷苗当成稗子锄起来。儿子要留下来照看百羊川，水伯不放心，进城前一再关照：“山后的草肥，多割点沤粪。这几年村里掀房的多，给人家拿盒烟说点好话，老屋土咱都要了，秋后翻地撒进去，‘老屋的土，地里的虎’，百羊川离不开这些！”千叮咛万嘱咐，水伯才离开了茄庄。

    儿子却不老实在茄庄侍弄谷子，三天两头往城里来。水伯很不放心，问：“你来了，谁看着百羊川？”儿子说：“雇了村里的光棍老面，老面多老实，叫他给地里上十车粪保证不会差一锨，老面又是种地的老把式，爹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水伯信了儿子的话，不再为难儿子。再说腿脚也真不中用了，下个楼都要人搀着。有时想回去看看百羊川，又一想自己的腿脚，也就罢了。

    这一天，楼下忽然响起一声吆喝：“茄庄小米！谁要？”

    水伯的心一阵痒痒，他知道又是一个冒充者。但他知道这冒充者一定是茄庄一带的，他很想去揭穿他，又不忍让他太难堪。家里没有其他人，水伯就强撑着下了楼，问卖小米的：“哪儿的小米？”

    “哪儿的？还用问？百羊川的！”

    水伯笑了，说：“别说瞎话了，我是百羊川的水伯！”几个正买小米的妇女一听，扔下装好的小米走了。卖小米的很恼火，瞪水伯：“你百羊川的咋了？还不跟我的小米一个样，都是化肥喂出来的？”水伯还是笑着说：“你可不能瞎说，百羊川的小米，没喂过一粒化肥，我还不知道？”卖小米的收拾好东西，推着车往外走：“哼，百羊川才一亩几分地，能产多少小米？撑死不过一千多斤！你儿子一年卖十几万斤茄庄小米，莫非你百羊川能造小米？把陈小米用碱搓搓，又上色又出味儿，哄死人不赔命。哼！”

    想再问，卖小米的已走远，水伯愣在那里。

    水伯一人搭乘中巴回到茄庄，见人就问：“我儿子真的在卖假小米？”被问的人都摇头，说不清楚，问你儿子吧。水伯明白了，踉踉跄跄爬上百羊川。正是初冬，翻耕过的百羊川蒙了一层细霜，一小撮一小撮的麦苗拱出来。麦垄上横着几只白色化肥袋子，阳光一照，泛出刺眼的光，直逼水伯。水伯嗓子里一阵发腥，哇地一口，把一片鲜红喷向了初冬的百羊川。接着扑通一声倒了下去。这时除了一只山兔远远地窥视着水伯，初冬的山坡再无半只人影。

    百羊川静极了。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有删改）

屋顶

朱成玉

    我来自人间，我是一团善良的骨肉，我手持艾蒿，我爬上屋顶。我把浩然之气做成一支簪子，插在家的发髻上。

    屋顶，是我最好的安放月光的地方。思念的月光，总是很滑，顺着你的脊背，一不留神就溜进心里去。

    我循环反复地播放一首思乡曲，今夜，我的屋顶，定是月光皑皑。

    我没有其他浪漫的法子，只能带着心爱的人，爬上屋顶。我的美好都是假设的，把月光载剪，为她做一件婚纱；把星星打捞，为她串一条项链，这些虚设的美好，竟然也会让她流出泪水。

    她说，她爱这屋顶。

    父亲打来电话说，屋顶上的瓦碎了一块，他正准备爬上屋顶，把那块碎瓦换掉，不然下雨天屋子该漏雨了。

    我担心他的安危，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我让他挺过这两天，过几天我请假回去弄。他说他听了天气预报，这两天有雨，漏雨的屋子可要不得，弄不好就哗啦啦地把好日子都给漏掉了。

    父亲有听天气预报的习惯，喜欢对每天的天气了如指掌，我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执着，他说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关心天气吗？天气就是老天的脾气啊，咱得随时留意着，不然他哪天发了牌气，你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对自然的敬畏，让父亲的骨头里，又多了一样钙质。

    父亲担心着一块碎瓦，我担心着父亲的身子，他再也无法直起的腰身，爬上屋顶，会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可是，我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除了担心，还有一种骄傲的情怀，我仿佛看到一面旗帜的冉冉升起，是的，我可以把父亲比喻成旗帜，他并不伟大，他只是让我降生，让我长高，让我善待世界，这便足够。

    父亲执拗地在我回家之前，把那块碎瓦换掉了。还好，他安然无恙。

    我命中的旗安然无恙，屋顶安然无恙。

    顾城说：人的责任是照顾一块屋顶，在活的时候让它有烟。

    屋顶有烟，我就知道尘世安稳，就能想到亲人们安详的睡姿，能听见一会拢起一会散开的鼾声，能想到多年前养过的一只狗，怀抱一只充满脚气的棉拖，摊卧如泥。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尘俗，那里有我们想要的暖。哪怕是生了草的屋顶，也不妨碍那暖，在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流转。

    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屋顶。那里离星星很近，即便乌云遮天，我也喜欢抬头仰望。

    在我所有的漂泊里，屋顶是我忠实的岸。是我出发之地，也是我最终要赶回的地方。

    有生之年，我只想照顾好一块屋顶，让屋顶有烟。

    屋顶有烟，烟里有菜香，有父母的味道，那一丝看不清的缠绕，裹挟着我的灵魂，径直地扎下根去。

    屋顶有烟，眼里有泪。

    屋顶有烟，不管它是笔直的，还是被风吹得左右摇晃。只要有烟，它就是活着的。

    西风凛冽，父亲凌乱的白发招摇开来，像屋顶上干枯的草。我急忙给父亲带上一顶帽子，好像给屋顶换了一片新瓦。

（摘自《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