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他出生在意大利的富豪家庭，父亲是钢铁大亨，其家族企业涉足50多个国家。在很多人眼里，他这辈子只要守住家业即可，根本不需要什么奋斗。然而，当他接触足球后，突然觉得，跟绿茵场相比，钢铁经营之类的事情简直索然无味。从此，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父亲骂他没出息，说：“我可以买下一家足球俱乐部给你经营。”他却说：“如果我整天躺在你的钱上睡觉才是没出息。”他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毅然走上足球之路。

    ②在意大利足坛，防守的理念根深蒂固，无论教练还是球员，都不敢越战术纪律的雷池一步；防守能力出众的球员，尤其容易出人头地。而他，天生就流淌着进攻的血液，更热衷于在球场上穿针引线，随时给对手致命一击。因为他的足球思想违背了主流理念，导致他一度被排挤而成为边缘人物。

    ③不得志的他，被租借到小球会布雷西亚。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罗伯特•巴乔。在巴乔的指点下，他迅速成熟，并开始走向辉煌。

    ④2001年，他加入AC米兰队，主教练安切洛蒂独具慧眼，认为他的另类踢法正是意大利足坛的稀缺品种，决定对他委以重任。在实战中，他逐步成为球队的“大脑”，确立了领袖地位，为AC米兰摘取无数荣誉，并于2006年率领意大利队赢得了阔别24年的世界冠军。2012年6月，欧洲杯烽火重燃，意大利对抗世界霸主西班牙，又是他精准如导弹的传球 ， 令意大利先拔头筹。赛后，西班牙媒体评价他为“绿茵场上的达·芬奇”。

    ⑤他就是皮尔洛，国际足坛巨星。在他的商业家族里，他是非主流的；在他的足球王国里，他也是非主流的。他用另类的方式诠释着成功：靠自己，做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做到最好，才能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丝路“糖史”

    ①中国人食用及制作蔗糖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发展历程同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甘蔗原产热带，公元前传播、种植于印度及南洋地区。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开始种植及食用甘蔗，常见的食用方法为生啖或榨取“柘（zhè）浆”直接饮用。后来，人们也尝试对蔗浆粗加工，即以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táng）”。“蔗饧”乃是一种稠厚的糖浆，若是进一步冷凝，可以固结为赤褐色的糖块，因其形色似石，味甜如蜜，得名“石蜜”。不过，这种粗制糖块水分含量大，极易溶解，不易运输。而在不产甘蔗的北方，人们要想品尝石蜜的滋味，就得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们带来的“西极石蜜”产于西域，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易储存，而且滋味品质都优于南方粗制的蔗饧。

    ③公元661年，唐高宗命人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利用印度的“竹甑（zèng）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煞割令”。自此，天竺制糖法在中华神州落地生根，而印度的制糖技术也在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获得富有想象力的改进与完善，为中国在世界蔗糖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④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匠人凭借“窨制法”，造出了一种异常细腻、净白、美味的结晶糖霜。苏轼有诗云“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也以“我舌犹能及鼻尖”的俏皮诗句，极言糖霜的美味。

    ⑤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作技术的推广，糖霜在满足南方本地用糖需求的同时尚有富余。于是，产于南方的糖霜不但乘船北上，而且也漂洋过海，向南销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等南洋国家，甚至到达波斯、罗马等地。“中国糖”由此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⑥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较为先进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白糖生产，对于提升中国糖的国际竞争力、激发进一步技术革新，是很有帮助的。

    ⑦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其中最为雪白细腻的被称为“西洋糖”。此时中国人已凭借手工脱色技术，在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是输出而非输入。“西洋糖”出口的目的地也较以往更多，航线距离更长，不仅包含占城、暹罗等“老主顾”，还覆盖了日本、波斯湾及欧洲多个国家。

    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的白糖与脱色技术在明代传入印度孟加拉，此后在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糖均被称为“继尼（cī  nī）”，意为“中国的”。“继尼”与唐代的“西极石蜜”“煞割令”遥相呼应，分别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各国因蔗糖结下的缘分，以及彼此间互通有无、愿结友好的恒久心意；也见证了中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人于蔗糖制作历程中展现出的开阔胸怀与精进精神，在古老丝路重焕新生的今天，仍可成为烛照文化传承的一盏明灯。

我和我妈

李一诺

    ①我妈38岁那年，和我爸离了婚，带着12岁的我，成了单亲妈妈。我回顾自己的成长，那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②我爸和我妈都是好人，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俩就不幸福。离婚时，我妈征求我的意见，让我自己选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我那时候其实和她并不是很亲，但我还是选择跟了她。

    ③我妈其实是个“女强人”。40岁不到在3000多人的化工厂做总工程师，副厂长，也是那里第一个女总工程师。我记忆里，她几乎天天加班，到家也经常看书写东西，工作事业对她好像永远比家庭重要。

    ④但是对我，她从来不强势。我小时候不愿意吃药，她就装得很可怜很夸张地哭：“哎呀，孩子不吃药我愁死了，怎么办啊？”（A）我就很大义凛然地一口把药吃了。现在想想，也算“游戏力”的成功实践了。后来我有零用钱，要自己买路边摊上的衣服，她说：“你喜欢就买。”我买了以后发现衣服是质量果然很差，之后我就不买了。从记事起，我自己的事都是自己做决定，从剪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衣服，穿多少衣服，吃什么，吃多少，更别说以后的上学，工作的各种选择。现在自己当了妈，觉得做到这些其实不容易。

    ⑤我妈爱说的一句话，是“都已经这样了，想办法呗”。这对我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就是遇到问题时，第一个反应是想办法。她婚姻失败，但“已经这样了”，愁眉苦脸也没用。不如“该干嘛干嘛”。我记忆里那段时间，她从来没真的低落，或者至少没让我看到。现在想想，我妈妈这种对待失败的态度，也是我后来心理变得“强大”的很重要的一块基石。

    ⑥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化工厂出事故大爆炸，听我妈同事说，所有人都往外跑，唯有我妈朝着爆炸现场往里跑。我后来问我妈：“你不怕死么？”我妈说：“那时候就一个想法我是搞技术的，出了这么大事故，我不去谁去？”有决断，敢担当，这是我妈对我很大的影响。

    ⑦我上清华那会儿，我妈搬来北京，偶尔周末从南城来看我。（B）为了省钱，她都是骑自行车来，得骑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我和很多刚进清华的学生一样，压力巨大，每天早出晚归，还是觉得学习时间不够用。我妈看着我愁眉苦脸的样子，想了想，说了一句我现在都记得的话：“哎，去它的吧！生活多美好，走，咱俩出去玩玩，放松放松。”我们骑车往外走的时候，路边有卖猕猴桃的。猕猴桃那时候属于稀罕东西，我还记得，得10元钱一斤。我一直省得很，一顿饭花两三块钱而已。我妈二话没说，掏出钱买了四五个，我们俩像小孩子一样坐在路边，剥皮吃掉。然后骑车去天坛，一路上我就像自由的小鸟，那些压抑在说说笑笑里都烟消云散了。

    ⑧现在回想，那个周末，10元钱一斤的猕猴桃、遥远的天坛、小个子的妈妈骑着有点够不到脚蹬的自行车的那一幕，是我清华时光的一个大亮点和转折点。妈妈没有替我在学习上想办法，而是带我出去撒撒野，现在想想是多大的智慧。

    ⑨写这文章的时候，妈妈在美国帮我带孩子。她每天上午去上英语课，有了进步像孩子一样高兴。我早上开车送她，看着她背着书包穿过马路，走向教室身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⑩所以用这篇文章献给我的妈妈，感谢你的智慧、勇气和真性情！

    ⑪我的名字叫李一诺，是我16岁那年，我自己起的。妈妈离婚，我选择了跟妈妈姓。若是没有当年离婚的妈妈，就没有今天的李一诺了。

（选自《读者·校园版》2016年第11期，有删改）

散步

    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天气很好。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冬季。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绿芽也密了；田野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使人想起一样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