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姓张氏，讳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后徙扬州。考尧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间意。公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人。家贫无书，尝就人借三史，旬日辄归之，曰：“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终身不再读。属文未尝起草。宋绶、蔡齐见之曰：“天下奇材也。”

    景祐元年中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蒋堂为苏州，得公所著《刍荛论》五十篇，上之。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公献《平戎十策》，大略以边城千里，我分而贼专，虽屯兵数十万，然贼至常以一击十，必败之道也。既败而图之，则老师费财，不可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东，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兴州，巢穴之守必虚，我师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简见之，谓宋绶曰：“君能为国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公刚简自信，不恤毁誉，故小人思有以中之。自杭丁太夫人忧，服除，以旧职还朝。后官参知政事，历三朝，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有司议谥曰文定。

    轼尝论次其文曰：“常恨孔北海、诸葛孔明二人之文，不见其全，公其庶几乎？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公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

（选自《苏轼文集·张文定公墓志铭》，有删改）

材料一：

    对于科幻电影来讲，杀青并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而是迎来了真正的生死挑战。因为后期制作往往更加复杂。《流浪地球》经历过两次超支，第一次是在地面部分拍摄完成后，已经没有太空戏份的拍摄资金。

    第二次超支是特效制作部分，数字视效是中国电影被吐槽最多的领域之一。为了能够让观众满意，电影制作团队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流浪地球》在初剪时共有4000个视效镜头，最终留下来2200个左右，其中有50％是高难度的A级视效镜头。由四家国内视效公司在极限内完成了效果最好的工作，让人们得以见到这部电影如今的样貌。

    “只要它能活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国内科幻电影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整套的系统还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道具都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拍古装片，很容易做一个椅子、屏风，甚至搭一栋楼，但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不再是木工，必须去冲压、3D切割，才能做出各种金属的形态，必须拆解成一个个零件，拼装后才能构成场景。”本片导演郭帆说。

（摘自李行《<流浪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月14日）

材料二：

    今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人说，这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时代。从冷门题材到热搜话题，“硬核科幻”的崛起，激发了更多人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荣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用“未来感”这个关键词来解释科幻文学的繁荣。他认为，科幻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本身，更是因为整个时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给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科幻电影的壮丽航程，恰恰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的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太空漫游、人工智能、外星家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设定，或多或少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源头活水。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升空，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秀；从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到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无疑是电影作品最有力、最深厚的时代背景。

    人在通往未来的过程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地寻找和制造未来感。在通往未来的列车上，每个人不仅仅是乘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能碰撞出思维火花，如此一来，更多的“未来感”就会层出不穷，最终聚变成惠及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摘自盛玉雷《寻找更多“未来感”》，《人民日报评论》2019年3月28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2019年）

材料四：

    卡梅隆从小就是科幻迷。早在他出生以前的二十世纪40年代，科幻文学理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未来世界科技怎样突破、宇宙怎样变化、人类在未来如何生存，科幻文学都已有丰富的想象和描述。

    卡梅隆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作的想象力和剧本出色的改编。与《流浪地球》宣扬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阿丽塔》的女主人公阿丽塔，并不像超级英雄那样，把自己看作城市甚至全世界的救星。卡梅隆曾经与原著作者木城雪户讨论过阿丽塔。卡梅隆最初觉得阿丽塔像圣女贞德，但木城雪户说：“不，她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也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人。”《阿丽塔》原著漫画正是托罗推荐给卡梅隆的。《阿丽塔》的漫画原名“铳梦”，也有“枪梦”的意思，然而原著和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枪。“那么枪在哪？阿丽塔，她就是枪，或者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发现个人的力量与信心。”

我国历史上，家教是促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对基层社会治理起着有益的作用。如今，吸收借鉴古代家教在传承主流价值观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更好发挥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意义。

（一）传承家训：主流价值观的通俗化。家训是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家庭内部施教，最主要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家训大都是训主结合个人成长生活经历对人伦亲情、世道人心、社会变化做的深入阐述，说理透彻明了，读来亲切可感。历史上的很多家训，不仅对训主一家一时产生了影响，且还泽被后世。

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誉的《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家训专著，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著训立说的主要用意和家教的基本内容，也为后世家训树立了样本。清人王钺曾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整体看来，《颜氏家训》体现了进德修业的理念、知行结合的家教方法、重教崇化的价值诉求，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遵行家礼：主流价值观的日用化。古人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把学礼、尊礼看作人立身处世的重要依托。家礼是传统中国人优良教养的载体，我们常说一个人教养好，是与家庭范围内遵礼行礼分不开的。家礼的内容不单涉及家庭成员行为处世的言行要求，且还对家庭生活中的冠婚、丧、祭等事宜的具体开展、实施做出了仪式化的要求，说明了相关的程式和具体操作规仪，这也是家礼中最主要的内容。古人制定家礼，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落实“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和“纪纲人道之始终”，即夯实人伦亲情。古人认为要使人伦亲情和谐有序，就需从家庭生活中的点滴言谈举止入手，通过时常练习行为规仪，方能做到临事自然应对。对整个社会而言，千千万万家庭遵行家礼，有助于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

古代家礼文献中，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久负盛名，将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礼教做了全面总结和说明，是家礼教育的集大成，影响早已超出家庭。

（三）制定家规：主流价值观的规约化。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是古人制度化的家教方式，是硬性的伦理规范。在古代，制定家规的人多半是文人士大夫、饱学之士、士绅乡贤，他们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也都受过主流价值观的教育熏陶，他们在制定家规时，自然都遵循传统的纲常伦理，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入家规的制定当中，这使得“家法必遵国宪，方为大公”成了家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这种将社会价值观念、法律、道德融入家规的做法，也起到了促进家庭成员社会化的作用。家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违反家规的言行做出惩戒性的规定，以教育家庭成员改过迁善，起到警示作用。“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家规影响所及是细致入微的，有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能企及的作用，较为直接地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下潜到千家万户。

历史上，有“江南第一家”之称的义门郑氏，其《郑氏家规》被视为古代家规典范。该家规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制定了具体的惩戒措施，即便是一家之长，违背规定也不能例外。该家规还特地要求入仕为官的子弟“须奉公勤政，毋蹈贪黩”，规定了义学的设置等相关事项，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正因此，郑氏一门在家规的约束下，取得了突出的治家成效，屡屡受到表彰，其家规也影响深远，为后来的家规或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

（摘编自王永祥《家教传承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经验》）

文本一：

蒙古包

李娟

我家的狗跟着我妈一起，在葵花地边吃了小半年的素。丑丑最爱油麦菜，赛虎最爱胡萝卜。它俩共同所爱是鸡食，整天和鸡抢得鸡飞狗跳。真正是“鸡飞狗跳”！但鸡食有什么好吃的呢？无非是麦糠皮加玉米碴，再加点水和一和。

荒野生活，不但伙食从简，其它一切都只得将就。然而说起来，在这片葵花地上的所有农户里，我家还算是最不将就的。

当初决定种地时，想到此处离阿克哈拉村还有一百多公里，来回不便，又不放心托人照管，我妈便把整个家都搬进了荒野中。包括鸡和兔子，包括大狗丑丑和小狗赛虎。想到地边有水渠，出发时她还特意添置了十只鸭子两只鹅。结果失算了，那条渠八百年才通一次水。于是我们的鸭子和鹅整个夏天灰头土脸，毫无尊严。

她在葵花地边的空地上支起了蒙古包。丑丑睡帐外，赛虎睡帐内。一有动静，丑丑在外面狂吠震吓，赛虎在室内凶猛助威。那阵式，好像我家养了二十条狗。

若真有什么状况，丑丑绝对直冲上去拼命，赛虎躲门后继续助威。直到丑丑摆平了状况，赛虎才跑出去恶狠狠地看一眼。

所谓状况，一是发现了鹅喉羚，二是突然有人造访。

来人只会是附近种地的农人，前来商议今年用水的时间段。或讨论授粉时节集体雇佣蜜蜂事宜。或发现了新的病虫害，来递个消息，注意预防。

或是来借工具。附近所有的农户里，就我家各种工具最齐全，要盆有盆，要罐有罐，要锯子有锯子，要斧头有斧头。几乎可应付一切意外情况。

别人家呢，一卷铺盖一只锅。随时准备撤。

于是到访我们蒙古包的人，说正事之前总会啧啧称叹一番：“再打一圈围墙，你们这日子可以过到2020年。”

对了，还有人前来买鸡。我妈不卖。说：“就这几只鸡，卖了就没有了。”

对方奇怪地说：“那你养它干嘛？”

这个问题好难。我妈吱唔不能答。

总之，以上种种来客，一个星期顶多只有一拨。

这片耕地约一万多亩，被十几户人家分片承包。大家守着各自的土地，彼此间散居很远。住处大都在地底下——在地上挖个坑，盖个顶，是所谓“地窝子”。于是，在葵花还没有出芽的时节里，站在我家蒙古包前张望，天空如盖，大地四面舒展，空无一物。我家的蒙古包是这大地上唯一坚定的隆起。

随着葵花一天天抽枝发叶，日渐旺壮，我们的蒙古包便在绿色作物的海洋中随波荡漾。直到葵花长得越发浓茂喧嚣，花盘金光四射，我们的蒙古包才深深沉入海底。

其实我家头一年种地也住的是地窝子。我妈嫌它不方便，今年便斥巨资两千块钱买了这顶蒙古包。唉，我家地种得最少，灾遭得最惨，日子还过得最体面。

鸡窝紧挨着蒙古包，是我家第二体面的建筑——一只半人多高的蒙有铁丝网的木头笼子。兔舍次之，它们的笼子仅木条钉成，不过同样又大又宽敞。鸭和鹅没有笼，我妈用破烂家什围了一小块空地，它们就直接卧在地上过夜。它们穿着羽绒衣，不怕冷。

每天清晨，鲜艳的朝阳从地平线拱起，公鸡站在鸡笼顶上，庄严地打鸣。迷路的兔子便循着鸡鸣声从荒野深处往家赶。很快，鸭子们心有所感，也跟着大呼小叫嘎嘎不止。家的气息越来越清晰，兔子的脚步便越来越急切。被吵醒的我妈打着哈欠跨出家门，看到兔子们安静地卧在笼里，一个也不少，眼睛更红了。

兔子为什么会迷路呢？我妈说，因为它个儿矮，走着走着，回头就看不到家了。

若是赛虎的话，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便前肢离地站起来看，高瞻远瞩。而且还能站很久。我渴望有一天它能学会直立行走。

丑丑不会站。不过也不用站，它是条威猛高大的哈萨克牧羊犬，本来就具有身高优势。远方地平线上一点点小动静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鸡虽然也矮，但人家从来不迷路，荒野中闲庭信步，悠哉游哉。太阳西斜，光线微微有点变化，便准时回家。我觉得鸡认路才不靠什么标志，也不靠记性，人家靠的是灵感。我从来没见哪只鸡回家之前先东张西望一番。

鸭子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走丢。整天大惊小怪的，走到哪儿嚷嚷到哪儿，你呼我应，声势浩大。

黄昏时分，大家差不多都回家了。我妈结束了地里的活，开始忙家里的活。她端起鸡食盆走出蒙古包，鸡们欢呼着哄抢上前，在她脚下挤作一团。她放稳了鸡食盆，扣上沉重的锥形铁条罩（鲁迅所谓“狗气煞”^①），一边自言自语：“养鸡干什么？哼，老子不干什么，老子就为了看着高兴！”

于是鸡们便努力下蛋，以报不杀之恩。蛋煮熟了给狗们打牙祭。狗们干起保安工作来更加尽职尽责。

（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文本二：

李娟笔下的世界建立在她独特的边疆生活体验之上，那些广阔的空间、原始的生态、古老的传统，充满了生机与诗意。如果在写作中将“远方”的生活加以异域情调化的处理，或是寄诸对原始山水、风物之画面的描绘，很容易满足读者浪漫化想象，但也可能助长读者对“远方”的猎奇与消费。但李娟的文字是亲切的，即便书写着从未被描绘、被述说的地方和生活，她始终以不加掩饰的真诚，记录着自然律动与生活点滴。在讲述“远方”的时候，李娟既是一个观察记录哈萨克文化的汉族人，也是一个融入游牧生活的居住者。她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者”，也用行旅的经历去探究“自我”。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民族志叙事的伦理考量，构成了李娟作品独特的张力。

（摘编自王岫庐《“真实性”的重构：从李娟的非虚构写作及其英译谈起》）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①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②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③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④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

材料一：

“雅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道德理想和文艺批评标准，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其审美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历代文人大都提倡以“雅”为美的文艺创作思想和评判标准。曹丕把“辞义典雅”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刘勰将文章分成八种基本风格，其中居于首位的即为“典雅”；王昌龄把诗分为五种风格，其中“古雅”也是位列第二；南宋诗词评论家张炎极力提倡“雅正”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南宋诗论家严羽也提出“去俗求雅”的审美追求。“求雅”的审美旨趣一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题。这种“求雅”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语言使用规范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被汉语言文字学学者戴昭铭概括为“雅正”的语言规范观，追求一种从现实语文生活中提炼而成的理想化的语文标准，具有一种语文审美的倾向，即力求维护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好的、合乎标准的语文形式，它概括和体现了我国古代优良的语文传统。

“雅”与“俗”相对，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二者从来都相伴相生，不可分割，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但不管哪个时期，“雅”总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它能引领着社会风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语言俗化现象非常普遍，这是当今语言生活主体平民化、草根化的某种结果，也是社会自由开放的表现。但是，言语行为的“俗雅”要区分人群和场合，不能全民皆俗，不能全方位皆俗，应该给“雅语”留下一定的时空语境，在社会大潮中，需要有一种高境界的审美追求，需要“雅”的言语行为规范理想。但目前社会上出现了本该“雅”却“俗”的言语现象，比如，某校长在毕业致辞中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这样的毕业致辞，把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变成了迎合学生的类似于脱口秀的娱乐舞台，虽然赢得了无数次掌声和尖叫，但却无法传递给学生受用终生的灵魂力量，热闹有余而深邃不足。

在当今俗文化大行其道、语言俗化成为潮流的宏观背景之下，需要有一部分人坚守“雅”文化和“雅”的语言风格，以此支撑着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的审美文化。“雅”和“俗”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一直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们从来不否定俗化的语言有特定的交际场合和交际功能，但是，在一些正式庄严的语境中，应该使用典雅的语言，权威人士、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专家学者等在“雅语”的使用方面要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更要有所作为。

纵观语言规范的发展历程，当今中国，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已经确立，语言地位规范已经完成；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各项标准也基本确定，语言本体规范基本完成；目前语言规范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使用规范。我们提出的“中和诚雅”语言规范观符合语言规范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也适应当今宏观社会语境，对指导当今语言规范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规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常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渐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