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朝建都北京后，原居住于白山黑水间的各民族人口大量内迁，东北地区出现“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况。清廷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在此设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实施军事化管辖，设置关口，长期禁止关内人口迁居。往来须持有官方颁发的路票。“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之垦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捕有禁”。从乾隆年间开始，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者日盛，“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他们“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清廷对东北地区时开时禁。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等

材料二：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清朝与俄国的东段边界，但直至19世纪初，黑龙江以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民不足1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随即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和吉林西北平原。新来移民与当地满、蒙古等族通婚、建庙、演戏、立会、设学堂、建市镇。仅十余年，呼兰地区已是“三城相望，粮产富饶，商贾因之糜（群）集，流民居户不下十有余万”。1904年，清政府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1907年，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1908年，仅奉天一省人口已达1100万人。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安边章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1902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登陆东沙群岛，清政府同日本交涉，并派人到东沙群岛勘查。1909年达成协议，日本承认中国的东沙群岛主权。二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收复东沙群岛，并派军驻守。

1926年，中国宣布拥有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

1933年法国将南沙群岛划归安南国，引起中国和英国反对，广东省政府于1934年派船舰绕南沙群岛航行。

1947年中国政府发布“十一段线”地图，宣布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及岛礁的主权。二战后东南亚地区的西方殖民地民族意识抬头，纷纷在殖民宗主国的扶持下独立建国，为今日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埋下导火线。

2015年以来，美国多次以“航行自由”的名义派遣军舰穿越中国南中国海。

（注：汉武帝时中国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南海，宋代南沙群岛进入中国版图。明清时期中国渔民在中业岛等岛上建房、水井等。2015年10月28日公布的英美海军航海旧记录，以第三方立场证明：清代和民国只有中国渔民遍布南海各岛礁，并在有的岛上常年生活。）

——摘编自吴汉钧《未完的大国博弈》

材料：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阵营。郑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施琅，施琅借故杀之而得罪郑成功，郑成功诛杀施琅家人，施琅再次降清。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清军大举进攻，不久占领澎湖。台湾郑克壤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获康熙帝同意。郑克壤投降归顺，从此台湾成为清的一部分。

统一台湾后，施琅认为，台湾乃要害之地，“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促成康熙帝决心留守台湾，并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设立台湾府。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的田产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名为“施侯租田园”。后世对于施琅的评价，民间有较大争议，传统史学家也难以将他的形象正面化。

——据施宣圆《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等资料整理

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同发展的国家。各民族交往交融，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进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材料一：清入关后，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被废除，民族平等被写入约法和宪法，推动了边疆民族观的进步。治边思想由古代的“守中治边”到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在边疆地区的施政方针上，由“因俗而治”转变为促进边疆内地化。措施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经济政策，同时开展边疆教育，提高边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等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