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

②笼络各民族的下层分子；

③大事集权，小事放权；

④因地制宜进行行政管理。

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名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宏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件》

材料：元朝宣政院“掌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与中书省等同为四大中央政府机构。官吏铨选、机务处理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过中书省。遇吐蕃有重大问题，则派设行宣政院前往该地处理。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着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廊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着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付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①南巡曲阜祭孔，亲书“万世师表”   ②恢复开科取士，延揽汉族文士

③设立“木兰围场””，协调民族关系   ④平定“三藩”””，维护国家统一

材料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以台湾大甲西社为主的多地“番民”（注：原住民）发动叛乱，这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番民”起义。事件初期，“番民”反对官吏苛政酷刑而泄愤报复，焚烧房屋、杀害胥役等，台湾官府持“无足轻重”态度，剿抚偏重于“安抚”。第二阶段，奇仑等社“番民”则主动攻击城镇、伏击官兵等，还出现企图“称王”等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谋逆”性质。各路官员开始“重兵围剿”，以正国法。中央政府也由“依靠官员治理”到“中央介入整顿吏治”。官方举措的变化，一方面是当地文武官员治台观念与举措磨合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检验了中央设立巡台御史制度的治理成效。巡台御史作为中央官员，既可弥补百姓对于政府信任与想象的缺失，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蔓延，又利于加强中央对剿抚行动的管控。除此之外，亦有汉人助力官府剿抚。当官兵追贼时，遇义民千余人，执大清旗号，奋勇飞到，协助追剿，且“参将侯元勋连夜带兵并领义民回凤山县保固”。可见民众对于清廷的支持。

——摘编自齐笑婕《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