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名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宏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件》

材料  中国历代统治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明成祖把原属元朝疆土的十块土地让与朝鲜，其理由是“朝鲜之地也朕度内，朕何争焉”。雍正常也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藉”。但中央对边疆历来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天朝礼制秩序。19世纪70年代，日本意图侵占台湾，其理由是该地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治”说明没有有效的统治关系，没有统治关系也就没有主权。日本所挟以为据的“理由”来自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省，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