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人民日报发文悼念包括金庸、李咏在内的8位艺术家，网友：文化殇秋

    11月1日早上7点多，人民日报发文悼念包括金庸、李咏在内的8名艺术大师，其余6位分别是师胜杰、布仁巴雅尔、朱旭、单田芳、常宝华和盛中国。他们，或用纸笔书写侠义豪情，或用话筒传递欢乐幽默，或用表演塑造悲喜人生……他们，是一代人的回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的武侠小说铭刻着他的青春，也安放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闭目在话筒丛中，我肯定特安详”

——20年前《幸运52》开播，留着卷发的主持人李咏以其诙谐幽默的风格走进大众视野。

    “相声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常宝华9岁登台表演，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相声事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单田芳的身后，留下的是6000余小时长的评书和“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的美名。

    “太阳月亮星星就是吉祥的一家”

——布仁巴雅尔的代表作《吉祥三宝》是写给女儿3岁生日的作品，随后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温暖的家庭场面和浓郁的蒙古族情调深受观众喜爱。

（摘编自网上资料）

材料二：金庸宗师气概像极了一灯大师

    一位94岁，且已淡出江湖的老者，以传统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他的远逝该算是喜丧了，应该点起红蜡烛，为老人送行。然而，何以他的背影，仍痛楚了我们的灵魂？

金庸的笔墨，关联了一代人的青春。从此，万丈豪情浪掷九天，千军万马零落成泥。他让我们的想象有多辉煌，留下的黑洞就有多无望。他曾书写过的五千年英雄肝胆九万里古道热肠，从此唯余字里行间。

    上个世纪，就是在80年代的复旦。在宿舍里，我们初识金庸的文字，如饮狂泉，在宿舍里击鼓传花般传阅，通宵达旦，血脉贲张。

    很快，到报社做了文化记者和编辑，还忍不住约人写金庸读后，更忍不住自己操刀改写，还记得有这样几句：

    他们并不津津乐道武功的一招一式，也不深究故事情节的合理与否。那么究意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曾经或依然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呢？是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无望情爱？是那种一剑在手、四顾茫茫的孤傲与寂寞？抑或是那种抑强扶弱、大义凛然的干云豪气？……

    一众平庸平俗的人生，从此被金庸的魔杖点亮。那一段闪闪发亮的青春，有几个名字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最沉甸甸的一位，就是金庸。

    实在沉迷到不能自拔，便在90年代初，和几位同好一起编撰了《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写信请求金庸担纲顾问，老先生居然慨然应允，还帮我们题写了书名。见到他时，则已是十年之后，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老爷子儒雅谦和，一派宗师气概，不似令狐冲，而像极了一灯大师。

    当时，我们向金庸讨教他所理解的“侠”，老爷子一字一顿：“思想家中，我最推崇孟子，推崇至大至刚的大丈夫气概。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侠气，就是性情中人。”

    见面不谈金大侠，纵读诗书也枉然。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影响了一代国人。比如马云创业时所纠集的18罗汉，几乎都迷金庸。马云念念不忘其间“替天行道，铲平人间不平之事”，甚至将阿里巴巴的价值体系，称为“独孤九剑”和“六脉神剑”。

    那时，性情中人，成了一代人相互间的最高评价。“侠之大者”，也成了无数人的毕生追求。

    “传一曲地老天荒，共一生水远山高”；“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这样的精神滋养，早已化入一代阅读者的血液与骨髓。

    久矣不读金庸了。但目光常会不经意地落在书架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5本金庸，它们都在，霎时，心中便一片澄明，十分妥帖。

    唉，俱往矣。大师的凋零，让我们重温那些凝固在上个世纪的背影，在感动中，更有孤独。感谢金庸的长寿，让他的生命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串起两个世纪的侠胆义胆，让我们踏实到了现在。

（网文，有删改）

材料三：金庸先生走了，他的江湖仍在

    很多人喜欢喊金庸先生为“金大侠”，其实金庸先生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称其为“金大侠”，不仅仅是其塑造了一大批大侠形象，还因为其骨头里流淌着侠义之血。

    除了小说家，金庸先生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报人。尽管很多读者都是通过武侠小说而认识和喜欢金庸的，但他本人却更认可“报人”的身份。金庸先生写了30多年的社论，有统计表明他亲笔撰写了几千篇社论。在他的社论里，可以看到士大夫气质，可以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由其社论出发看小说，由其报人身份出发看小说家身份，其实有着一致性。金庸曾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是侠义，是正直，是理想，这是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小说创作时，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当然，他的小说并不是机械的“价值正确”，而是有着极其高超的表达技巧。在有意义与有意思之间找到平衡，通过精湛文笔表达深邃思想，这才是金庸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

    侠在深处，与士相通。佥庸先生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士人，是知识分子。捧起金庸先生的小说，你会爱不释手，因其语言精美、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放下金庸先生的小说，你会久久难忘，因其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有滋有味——郭靖有情有义，令狐冲重情重义……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他的小说是有神的，有魂的。曾经有多少人读着金庸小说，梦想行侠仗义。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好看，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文人小说。

（网文，有删改）

材料一：

    人民日报全新改版、全彩印刷，做大做强报网端微十多种载体，覆盖用户7.86亿人次；新华社发布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推出“AI合成新闻主播”，创建“媒体创意工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整合优势资源，集聚350多家媒体机构形成矩阵，打造全国广电“联合舰队”……观察今日之传播场域，媒体融合方兴未艾，人们眼中曾经“很传统”的主流媒体，正以加速变革不断赢得更多注意力资源。

    只有在物理变化的基础上，努力激发化学反应，创造更多可能性，推进“融合+”，主流媒体才能真正赢得受众。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主流媒体手握的是“金话筒”。把握时代大势，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媒体融合的大手笔正等待我们去创造。

摘编自李浩燃《勇立潮头，推进全媒体时代“融合+”》，人民日报2019年01月28日）

材料二：

    2018年4月2日，人民网发布2017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报告对全国296份中央、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主要报纸、301个中央及省级广播频率、37家拥有上星卫视的电视台的融合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了2017年媒体融合传播的总体水平和特点。

表1     报纸、广播频率、电视融合/网络传播力TOP10

表2      传统媒体渠道拓展情况

（摘编自《2017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发布》2018年4月2日人民网）

材料三：

    媒体融合发展与融合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数字技术与不同媒体融合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融合成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运用到全媒体采编平台之中，移动直播、H5应用等技术在采编制作环节普遍采用，VR（虛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从无到有。这些技术进步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技术也为融合发展的传播效果评估提供了便利条件。融合发展的效果如何，包括内容传播效果和项目建设效果是否达到了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目的，都要进行准确的反馈与评估。应以传播效果评估为重要环节，倒逼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尽管同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前列、处于“第一方阵”，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应用方面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但在内容生产上还要进一步努力，补齐短板，进一步赢得融合发展优势。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内容是满足受众需求的“第一指标”’技术与渠道都是为了方便内容到达受众。

摘编自崔士鑫《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处于“第一方阵”》）

材料四：

    从多媒体，到全媒体，再到融媒体，媒体融合理念不断精进，业内对融合路径已有共识。不过，痛点显而易见。媒体内容生产折射出的仍是媒体中心主义思维，对用户思维的考量不足。对于用户而言，媒体融合的意义，在于可以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全面、多维度的信息，把身边黑暗的地方看得更清楚，而非谁提供的信息最多、谁玩出多少花样。

    当用户思维渗入媒体融合的每一根神经，产品意识就会自觉生成，媒体的信息生产与发布，将不再依靠惯例、感觉。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媒体形式的融合、生产流程的再塑才具有实质意义。

（摘编自卞德明《媒体融合别丢了用户思维》，《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苏轼的另一面

李泽厚

    苏轼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新的质变点，这就是苏轼的意义。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抱负满怀、遵守儒家思想的，与无数士大夫均无不同。但，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遗世”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残杀的恐惧哀伤，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想解脱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苏词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小词后，“桂冠服江边，孝舟长啸去矣。那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鼻新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署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正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速，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这里没有屈原的忧愤，没有李白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更不像韩愈的盛气凌人。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的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奔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娇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提到某种透初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不要富责，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坊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书吴潘二子事

（清）顾炎武

    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高才。当国变后，年皆二十以上，并弃其诸生，以诗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传也，当成一代史书，以继迁、固之后。”于是购得《实录》，复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怀纸吮笔，早夜矻矻^①。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及数年而有闻，予乃亟与之交。

    会湖州庄氏难作。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其父胤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产独仲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

    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以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当鞫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

    其平居孝友笃厚，以古人自处，则两人同也。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予视为畏友，以此也，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选自《顾炎武诗文选译》，有删减）

【注释】①矻矻：kū，勤劳不懈的样子。

    在20世纪以前，我们都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神话是文学起源的观点就居于主流地位。神话是具有神圣性的关于神的故事，重在社会功用性，神话当然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那么，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

    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上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虽然是借鉴日本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写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为文”认作正宗。到1923年，汪剑余将林氏著作改编为《本国文学史》时，开始引入了“神话”概念，并说：“自汉以后，神话大兴。”鲁迅、茅盾都是较早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但鲁迅撰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和茅盾撰写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中，都没有给神话位置。神话为文学史作者普遍关注，应该是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神话资料钩沉工作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文学理论的传入，神话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里程。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论中国上古也应该像希腊一样有一个神话为主体艺术的时代，神话也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前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詹安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等，都是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来论述的。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