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距离

安晓斯

    接到儿子从那座大城市打来的电话，张叔和张婶就没睡好过。

    儿媳生了个大胖孙子，这在农家可是大事。

    说啥也得去看看我们那大胖孙子。张叔和张婶没事就唠叨这话题。

    儿子张晖真争气。大学毕业后，顺利在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听说那个城市很大，距离张叔和张婶有五百多公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儿子就报喜来了。说在那个城市找了个对象，叫楚雪，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条件很不错。

    张叔就说，那我和你妈去看看，替你把把关。张晖就说爸妈你们别来了，这么远的路，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张叔和张婶就一直等啊等，到底没等来。

    终于等来消息了。是儿子准备结婚的消息。张叔和张婶就告诉儿子准备去一趟。儿子说，爸妈你们别来了，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好了。还有，把咱家的旧房子拆了再盖一次，人家是城里的姑娘，回去也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地方不是？

    从此，张叔和张婶比以往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张叔还一咬牙，卖了猪粜了粮食，就拆了旧房盖了新房，还更换了所有的家具。儿子电话来了，说结婚就不回去了，楚雪家把啥东西都准备好了，房子、车子也都买好了，不用咱家花钱。张叔不听，那咋行，咱必须得拿点钱。两天后儿子打来电话，楚雪家把在地下停车场买车位的事让给咱了，爸妈你们就寄五万元钱好了。后来，张叔和张婶才知道，他们花五万元购买的车位，实际上就是用白漆画的一个长方形框。

    儿子终于打来电话，说结婚日子定下了。楚雪家里人说，路太远，爸妈你们就别过来了。结过婚，我抽时间带楚雪回去一趟。

    张叔和张婶就在家里等。每天，老两口除了干农活儿，回到家就开始收拾房间，扫啊擦啊，虽然累点，可是心里很高兴。

    儿子终于又来电话了。火车票儿子都给买好了。张叔和张婶就按儿子说的，怎么到车站去取票，怎么坐车，怎么出站，在哪等，都一一记下了。坐在火车上，张叔和张婶兴奋得没法说，张婶就提醒张叔，别忘了那俩红包，听着火车上来回吆喝的卖饭声，他们只是喝一口从家里带来的凉开水。

    下了车，儿子已经在出站口等了。到了一家宾馆。张叔说，咱不住这里，我和你妈就在你那住一夜，看看孩子就走。儿子的双眼就湿湿的。

    饭后，张叔和张婶就和儿子一起看孙子。进了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衣着讲究、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亲家，都来了。很亲热的声音。楚雪，快来，你爸妈来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张叔和张婶就知道一定是亲家母了。换了拖鞋，儿子就拉着张叔和张婶在一个紫光灯下照了一会。

    有了孩子，我们从外面回来都要照一会儿，杀菌效果很好的。还是那个女人亲热的声音。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张叔就拿出那两个红包来。张婶就说，楚雪啊，这是给你的，10001元，在咱们农村老家叫万里挑一。这是给孩子的，8800元，咱老家叫宝贝蛋蛋。别嫌少，是爸妈的一点心意。

    闲聊了一会，张叔和张婶就提出想看看孩子。亲家母就说，好不容易哄睡了，脚步轻点儿，咱去看看。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罩着粉红色蚊帐的婴儿车。距离一米远时，张婶想上前抱抱孙子，亲家母就拉住张婶说，咱今天就不抱了呵，就看看。哄孩子睡着不容易。张叔和张婶就隔着那个粉红色的小蚊帐，在朦朦胧胧中看见了孙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第二天一大早，哭了一夜的张叔和张婶就来到了火车站。离开宾馆时，张叔就没有告诉儿子。他把儿子交的押金留在了服务台，自己结算了房费。

    张叔对张婶说，看出来咱们儿子有多难了吧。张婶流着泪点点头。哎，老头子，我眼神儿不好，你到底看清楚咱孙子没有？张叔没说话，大把的泪涌了出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3年第11期）

一天与一年

侯发山

    正月初六一大早，土豆和槐花便悄悄起床了，待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是十分的透亮，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儿甜甜，槐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叫醒给她说一声？”土豆没接话茬，背上行李就走。槐花见状，不舍地看了甜甜一眼，转身跟了出去。

    等走出院门，槐花看着土豆的后背，一边走一边说：“甜甜都六岁了，懂事了，咋着也得给她说一声。”

    “她哭死哭活，走得了？”土豆头也没回，没好气地说。

    槐花不吭声了。也是，每年他们出门，甜甜都要死死缠着槐花的腿，哭得稀里哗啦。

    土豆说：“今年过年不回来，明年才回来。”

    槐花还是不吭声。

    土豆说：“一年时间太短……一来一回光车票就得三千多，如果不回来，省下车票不说，还能多挣几百。”

    土豆说得倒是实情，他们村里的福全，三年都没回来了。跟家里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去年福全的手机上了，通过村长的微信给老爹老娘拜了年呢。村长说，当时老两口都激动得哭了。

    土豆和槐花走到村口，三轮车还没来。土豆随口问槐花：“东西都带齐了没？身份证也带了吗？”

    槐花闻听，摸了摸口袋，说了声 “糟了，身份证没带”，然后撒腿往家跑。

    “回来！”土豆叫道。

    槐花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土豆。

    “你瞧着行李。”土豆说罢，像头受惊的骡子，尥蹶子似的沿着来时的路跑走了。

    土豆跑到家，已是汗水淋漓，呼吸不匀。这时，老娘已经起床了，正在刷洗碗筷。老娘问道：“咋又回来了？”“身份证忘带了。”土豆说着，便翻箱子倒柜子地找开了。怕惊醒甜甜，也是消没声息的。

    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找到。土豆给槐花打手机，让她赶快滚回来。

    槐花回到家，直奔床头的箱子。

    土豆瞪了槐花一眼：“我都翻几遍了，影儿也没有。”

    “我记得回来就放那里了。”槐花小声说着，把手伸了回来，却又没地方放，一会儿拉衣袖，一会儿拽拽围巾。

    这时候，甜甜已经醒了，躺在被窝里瞪大眼睛，眼珠子滚过来滚过去。

    看到甜甜安静的样子，土豆想起什么似的，问甜甜：“身份证是不是你拿了？”他记得年三十回来那天收拾身份证的时候，甜甜曾经问过他，问身份证是干啥用的，他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坐车，不能出门。

    槐花忙过去把甜甜的被角掖了掖，抚摸着她的头发：“乖，好孩子不能说瞎话，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不吭声。

    土豆瞪着甜甜，恶声恶气地说：“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哇地哭了。

    “有话不会好好说？瞧你那样子，跟个门神似的，就不怕吓着孩子？！”老娘赶过来数落土豆。

    “好女儿，不哭啊，不哭啊。”槐花哄着甜甜。

    “我们不打工，你吃啥喝啥啊？你不穿花衣裳啦？你不吃火腿肠啦？”土豆的声音明显低下来。

    “我不穿花衣裳，我不吃火腿肠……我不想让你们打工。”甜甜哭得更厉害了。

    显然，甜甜把身份证藏起来了。

    老娘也过来劝甜甜：“甜甜，你不是想上学吗？你爸你妈不出去打工，你就上不了学，你就背不上新书包……”

    嗨，你别说，奶奶的话就是管用，甜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妈妈，你们啥时候回来？”

    “两……一年时间。乖，听话。”槐花看了土豆一眼，边说边给甜甜擦眼泪。

    “一年时间有多长啊？”土豆盯着槐花的脸，好像那上面有好看的花似的。

    “不长……你看，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么长，多快？”土豆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比划。

    甜甜看了槐花一眼。槐花点了点头。甜甜这才从枕头下摸出两张身份证。

    等到土豆和槐花风风火火地坐三轮到镇上，然后搭乘公共汽车赶到火车站，不料想，外出的人太多，接连几天的票都没有了。

    真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两个人只好失望而归。晚上八点回到家，甜甜见到他们，跑步迎上前去：“爸爸，妈妈，不是说一年吗？咋现在才回来？我都数了好几年了……”

    话没说完，甜甜眼里的泪已经流了出来。

（选自《天池》，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