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礼物

（美）马林·汤普森

    我18岁的时候，离开了在美国的家，到英国的利兹大学读书。在这里，我生命中有一段既激动又痛苦的经历。说激动，是因为进利兹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就在我入校不久，我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英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还没有适应周围的的一切，就要独自一人默默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时，发现一位老者一手拎着一袋苹果，一手拄着一根拐杖，步履蹒跚。我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并替他拎着苹果。

    “谢谢你，姑娘。”他说，“不要替我担心，不碍事。”他对我笑，让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不只是用嘴在笑，而且明亮的蓝眼睛里也漾着笑。

    “我能陪您走一段吗？”我问，“免得这些苹果过早地变成苹果酱。”

    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这可就要让你费事了。”

    他告诉我他叫伯恩斯，路上，伯恩斯先生的身子几乎全部要靠那根拐杖支撑。到了他的家，我帮他放好东西，并帮他准备了英国特有的下午茶。他没有强烈地拒绝我，我把这看作是对我帮助他的答谢。

    我问他以后是否还能再来看望他。他笑着说:“我从来不拒绝好心姑娘的帮助。”

    第二天，我还是在那个时间来到他家，帮他做了一些家务，虽然他没有请求我照顾他，但他也没有拒绝我的帮助，他那根拐杖足以说明他的确需要帮助。他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刚刚去世，但我没有说更多的事情。他让我看了桌上的两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这是两个女人，一个显然比另一个年长，却长得非常像。

    “这是玛丽”，他指着照片说，“我的老伴，已经去世6年了。那是艾丽丝，我们的女儿，是一名护士。她比她母亲去世得还早，对玛丽打击真大啊!”

    我流下了眼泪。我为玛丽流泪，为艾丽丝流泪，为老而无助的伯恩斯先生流泪，也为我的父亲流泪，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竟未能亲口与他道别。

    我一周看望伯恩斯先生两次，时间是固定的。我每次来，他都坐在椅子上，一旁的墙上靠着他的拐杖。他对我的到来似乎总是非常兴奋，尽管我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照顾这个老人，但我还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听我倾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感到高兴。

    我给他准备了下午茶，我们的交谈就开始了。我告诉他，在我父亲去世前两周，我曾因一件小事与父亲发生了争吵，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道歉了。

    虽然伯恩斯先生也不时插上几句话，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听我说话。他不只是在听我说话，更是像海绵一样吸进我诉说的每一点内容，并用他的经历及时佐证我的话。

    大约一个月后，在一个“非看望日”，我打算去伯恩斯先生家。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因为我认为我们似乎不需要那样的礼节。进了他的家，我发现他在花园里干着活儿，手脚麻利，动作轻快。我惊讶万分，这么利索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用拐杖？

    “哦，姑娘，你来了。这次让我给你沏一杯茶，你看起来累了。”他说。

    “可是，”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姑娘。你第一次在超市看到我那天，我扭伤了脚踝。”

    “可是，您是什么时候康复的？”

    他的眼睛眨眨，看上去既快活又怀着歉意，“我想，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的脚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呢？”我纳闷地问。他显然不会为了骗我为他做下午茶而故意装出无助的样子。

    “第二天，你又到了我家，从你的话中，我知道了你的苦闷。对你父亲的死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你感到孤独和沮丧。我想，这个小姑娘需要一个老东西的肩膀依靠一下。但是我发现，你在告诉自己，你来看望我是为了照顾我，而不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知道我其实非常健康，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想，你需要对人诉说，对一个年长的甚至比你父亲还年长的人诉说。”

    “那这根拐杖呢？”

    “哦，这的确是一根好拐杖，一般情况下，我用它郊游和爬山。也许什么时候你愿意与我一起去。”

    不久，我们一起去爬了山。伯恩斯先生，一个我打算去帮助的人，帮助了我，送给了我一份用时间精心包装好的礼物。

捅马蜂窝

冯骥才

    爷爷的后院很小，它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儿、蝶儿、虫儿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蠓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檐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它们中间哪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

    “真该死，屋子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

    “不行，要蜇死人的!”爷爷说。

    “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

    “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

    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那多有趣!当我被这个淘气的欲望鼓动得难以抑制时，就找来妹妹，趁着爷爷午睡的当儿，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儿的前襟遮盖住脸，只露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马蜂窝，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

    妹妹躲在门缝后边，眼瞧我这非凡而冒险的行动。我开始有些迟疑，最后还是好奇战胜了胆怯。当我的竿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内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得别的，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起来，我赶紧用竿头顶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嗵”一声，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竿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孤注一掷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切而拼死的气势使我惊呆了。我抬手想挡住脸，只觉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强烈地一疼——挨蜇了!我捂着脸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屋里。

    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凉手巾处理，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痊愈。这一下可不轻呢!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在小门口等着我。

    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招呼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吓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

    “怕什么，它早死了！”爷爷说。

    仔细瞧，噢，原来是死的。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几只黑蚂蚁在它身上爬来爬去。爷爷说：“这就是蜇你那只马蜂。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蜇你。它要是蜇了你，自己也就死了。”

    “那它干嘛还要蜇我呢——它不就完了吗？”

    “你毁了它的家，它当然不肯饶你。它要拼命的。”爷爷说。

    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视死如归的架式；与毁坏它们生活的人拼死一搏，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那一窝马蜂呢，无家可归的一群马蜂呢，它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

    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却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

    转年开春，有两只马蜂飞到爷爷的窗檐下，落到被晒暖的木窗框上，然后还在过去的旧窝的残迹上爬了一阵子，跟着飞去而不再来。空空又是一年。

    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忽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檐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一个小巧的、银灰色的蜂窝已经筑成了。

    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

米

赵新

    和其他主食比起来，米饭，我是天天吃顿顿吃也吃不烦吃不厌，媳妇叫我“米虫子”。可是有一个问题很是让我添堵：米里的沙子太多，吃饭时总是硌牙，碗里像有炸弹似的，吃得小心翼翼，吃得提心吊胆，吃着吃着就吃出一肚子火，扔下饭碗了事！

    下顿饭还是这样。

    我非常想买些不带沙子的米，吃个放心，吃个坦然，吃个舒畅，吃个欢喜。

    有一天单位组织下乡，先到了某个县城，又从这个县城下到了某个乡镇。这个镇子很大，恰逢集日，街市上人山人海，叫买叫卖，非常热闹。

    我在农贸市场挤挤碰碰地转悠时，看见一个老汉蹲在那里卖米。那米雪白晶莹，幽幽地闪着光，颗颗晶莹剔透，玲珑如玉。

    弯下腰细看细瞅细挑，没有一粒沙子。

    戴上花镜再看再瞅再挑，还是没有沙子。

    请了几个也一起挑米的人帮着看，仍然没有沙子。

    我既兴奋又激动，忙问这米怎么卖。老汉郑重其事地报了价，并且申明这米是他自家产的，价钱虽然偏高了些，却配得上米的品质。

    老汉问我要多少，我说：“豁出去，要100斤！”

    老汉很严肃地说：“同志，我这人光明正大，不遮不瞒，不欺不诈，你要100斤，我只能给你98斤。”

    我说：“老哥，别呀，2斤米也能做好几顿饭呢！”

    老汉顺手提过旁边的一条口袋说：“分量保证给够你，另外2斤就是这里边装着的沙子。”

    我大吃一惊：“沙子？”

    老汉平静如水：“沙子。”

    我一看，那沙子也是米粒般大小，雪白晶莹，幽幽地闪着光，颗颗晶莹剔透，玲珑如玉。如果把这样的沙子和米混在一起，肉眼凡胎，断然看不出来。

    我说：“老哥，我只要米不要沙子。”

    老汉很憨厚地笑了：“同志，对不起，那我这米不卖。”

    我说：“不卖？那你咋不把沙子掺到米里？”

    他说：“那不是坑人吗？”

    我说：“你这也是坑人呀！”

    他说：“这坑和那坑可不一样。这坑是明着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问心无愧；那坑是暗里坑，我怕有人骂我坏了良心，掘我家的祖坟！”

    想想是这么个理，人家叫明唱响了，你完全可以不买嘛。又往深刻之处一想，就觉得这老汉很老实很厚道很可爱了。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他不搞惟妙惟肖的伪装，不做浑水摸鱼的手脚。

    老汉60岁左右，一张皱纹纵横的脸，一双结满老茧的手，嘴唇上的胡须里还有一粒黄色的饭渣。他的鞋破了，露出半个脚趾头。

    我说：“老哥，这米我买。”随即给了他100斤大米的钱，要了他98斤的米。

    老汉拉住我的手：“同志，你先别走，你还没要我那2斤沙子哩。”

    我说：“我不要你的沙子！”

    老汉把钱退给我：“你不要沙子，就把大米还给我，我不贪这份便宜！”

    我愣了，心想，这人真是有脾气，不要他的沙子他还不依！

    老汉说：“我的沙子也是钱，那是经过加工的；你拿回城里种花养草，喂鸟养鱼，比大米用处还大哩。”

    看着他固执认真的样子，我要了他那2斤沙子。

    午饭以后我又来到集市上闲逛，走到卖米老汉那里，看见有好几个人把他抓住，正推推搡搡地押着他在街上走。秋风萧瑟，黄叶飘零，那老汉的脚步踉踉跄跄，落下一路汗腥。

    押着他的人愤怒地斥责：“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坑害顾客，让人家买你的沙子！”又一个说：“你把那沙子掺和到米里卖，不就没事了吗？”

梨花白

刘建超

    梨花白在老街唱红时，年方十六岁。

    梨花白六岁开始跟着师傅学艺，拜在梅派名师门下。在老街首次登台时，正值梨花满天，一院春色，师傅便给她起了个艺名梨花白。

    梨花白登台唱的是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梨花白扮相俊秀，嗓音甜润，念白、唱腔、舞蹈、水袖，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深谙梅派风韵，把老街人听得如醉如痴。

    梨花白走出戏楼已是午夜，一轮弯月苍白地挂在丽京门的檐角，青石板路泛着幽幽的冷光。一辆车轻轻地来到她的面前，拉车的是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

    老街人歇息的早，天黑收店，吃饭睡觉。半夜里是不会有啥生意的，尤其是个拉车的。

    “这么晚了，还没有收工？”

    小伙子憨憨地笑笑：“我是在等你，天黑，路上怕不安全。”

    梨花白好生感动。说了句：“去怡心胡同。”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轻快地颠簸起来。

    老街的戏园子在城外两里地。从丽京门到戏园子，一色的青石板路。青石板路在戏班子唱戏时才热闹一下，沿街两边卖各种小营生的摊贩忙碌着，多半是些卖小吃、水果的。在这里可以吃到纯正的不翻汤、浆面条、绿豆丸子汤。戏散人静，青石板路便又恢复了冷清。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微微颠簸，却很舒适。许是太累了，梨花白在轻微的颠簸中闭上眼睛睡了。拉车的小伙子放慢了脚步，双手攥紧车把，让车子走得更平稳些。怡心胡同到了，小伙子不忍心叫醒梨花白，车子拐过头又跑了回去。梨花白醒来，看见小伙子气喘吁吁，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

    梨花白连忙表示歉意，小伙子乐呵呵地说：“没事，我爱听你唱戏。只要你有戏，多晚我都等你。我姓程，你叫我程子就中。”

    程子真的每次都等着拉梨花白，并且说啥都不收钱。梨花白说急了，程子就呵呵笑，说：“那中，啥时候你给我唱出戏就中了，我爱听《贵妃醉酒》。”

    一个雨夜，程子送梨花白回家，发现胡同门口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程子也就没走，躲在一个屋檐下。

    梨花白住的二层木楼上果然传出了动静。程子飞一般蹿过去，跑上二楼，推开了门。几个汉子满嘴酒气，梨花白单薄的身子缩在床角发抖。

    几个痞子对程子来搅和他们的好事极其恼怒，三五下就把程子打翻在地。程子满脸是血，依然倔强地站起来。

    痞子头儿说：“看来你真是想逞能了。那我成全你，今天我要不了女的就要你。你是干啥的？”

    “拉车的。”

    “靠腿脚吃饭啊。那好吧，今天我废了你的腿，就放过这个小妞。”

    “咋都中，你们别欺负女娃。不然，就是打死我，我也拽个垫背的。”

    痞子掏出了刮刀，程子的一双脚筋被他们生生挑断。

    虽然那几个痞子后来被法办了，但是，程子只能坐轮椅了。

    程子学了剪裁手艺，在丽京门下开了“贵妃醉裁缝店”。每天接送梨花白的是她师兄洛半城。老街人都说梨花白和她师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就是等不到他们结合的消息。

    动乱的年月，剧团由造反派接管，梨花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黑苗子遭受批斗，发配到街道去扫大街。

    程子转着轮椅，找到“靠边站”的洛半城，说：“我听着剧团里演李铁梅的那主嗓子不中，不洪亮。英雄李铁梅声音不洪亮咋能鼓舞咱老街人们。你和剧团头头说说，可以让梨花白伴唱，这也是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嘛。”

    剧团头头觉得革命群众说得有理，就把梨花白抽回团里，在幕后为演李铁梅的演员伴唱。老街人知道后，都去听梨花白唱戏，听戏的人多了，剧团头头挺高兴。

    中秋时节，梨花白发烧，嗓子不佳，她和剧团头头请假。头头瞪着三角眼不允许——中秋节快到了，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死了都要唱。

    结果梨花白在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时，倒了嗓子。剧团头头说梨花白故意破坏，还是想着那些才子佳人。在戏园子的土台子上，不但批斗打骂梨花白，还要她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一百遍。

    梨花白直唱得气若游丝，昏死过去。从医院出来，梨花白彻底失音，别说唱戏，说话都如蚊子嗡嗡。洛半城气愤难平，把剧团头头狠狠揍了一通，从此不再唱戏。

    一个艺人，不能唱戏，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梨花白来到了洛河边。圆月朗朗，秋水依依。梨花白的脚刚刚踏进河水，却听到洛河桥上传来《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竟然是程子。梨花白哭倒在程子怀中。

    动乱过后，梨花白又回到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她退休后常常推着程子去广场听大家聚会唱戏，两人真的是发如梨花。

    又是一个中秋夜。老街戏园子那座土台子上，梨花白和洛半城着装重彩，冰冷的月光下，演着《贵妃醉酒》。

    台下没有观众，静静的场子里，只有一部空空的轮椅。

（选自《市井人物·出门是江湖》）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 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祝福（节选）

鲁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在镇东头的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

    “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