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切编织成一个绵延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移植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上，蝶化成“五四”启蒙精神。因此从精神谱系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其浓郁的政治情怀，才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垒，才密切融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也才有效地承载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

    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不会始终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往往导致文学屈从于政治现实、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品格。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把独立品格与政治情怀对立起来，甚至质疑忧国忧民传统的正确性，从而放弃了对于社会的精神担当。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反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这一点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一度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随着“向内转”，文学逐渐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的后撤。

    所幸的是，淡薄政治情怀并没有成为文学的主潮，更多作家则是在尝试着以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政治情怀，日常生活叙事逐渐兴起并蔚为大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宏大叙事的一统天下，但是日常生活叙事并没有取代宏大叙事，相反激发宏大叙事突破过去的僵化模式，构成了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相辉映的状况。两种文学叙事表达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20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处境中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来说，便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因而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一个真正有着精神担当的作家应该既有生活政治的政治情怀，又有解放政治的政治情怀。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让作家们的精神担当越来越落到实处。

    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一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密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中，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闹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

    ⑧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  何以悟“道”》，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侠”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手好车，弹得一手好琴，还管理过仓库、畜牧，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内容是“六艺”（御、射、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