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村人都来到槐树下。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禁山

    只有代代不绝的人，没有万年长青的山。这是祖父教我的道理，虽然我总听不大明白。祖父叹了口气说，我当小孩的那阵，屋背后的山都夹得死牛，树几个人都兜不拢。如今荒得兔子都不愿待了。

    祖父虽然一辈子砍柴，却是禁山倡议最积极的。他一句话常挂嘴边，我还要把我的钎担传给我的孙子咧!钎担两头铁尖，中间是圆木扁担，是老家砍柴人的专用工具。那些年，大家疯狂上山砍伐木头，原始森林都砍成了光头山。祖父在村子里带着一帮老人张罗着想要禁山。禁山的意义和目的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开始禁山，阻力却不小。反对最激烈的是炭佬和村头砖厂老板，还有一个是拐子瘌痢。炭佬要烧炭，他那个炭窑一年四季烧掉的树木柴段难以计数，砖厂烧砖更是小四轮整车整车地往厂里运。拐子瘌痢则是不谙农事，几十年都是砍柴卖柴为生。他们放下重话——谁要禁山，就跟谁拼命。但祖父他们须发飘飘，端坐在祠堂议事桌上，一身凛然地逼退了那帮宵小。

    禁山仪式古老而庄重。敲响铜锣，全村老小齐集祠堂，宣布禁山令，杀鸡盟誓，而后摆上宴席，全村老小一道吃上禁山的猪肉饭。

    禁山要求大坞深山三年一封半年一伐，禁山期内任何人不得带刀斧入山。

    春封秋伐，在开禁之前，任何人不得人内。禁山期内，为解决全村烧柴供应问题，石子岭和大坞头、青山坞的山场允许砍柴，但只能砍指头粗细的柴棍和茅柴。禁山之后，在主要的进山口竖了块禁山碑文。为了监督禁山，还要选一个人当巡山员，发一定的报酬。大家的意思是让我祖父来当，但他让给了拐子瘌痢。

    禁山之后的祖父很觉无聊，他最爱走动的柴房也不去了，抬脚去的是与柴房相通的灶房。母亲烧饭、煮猪食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往灶里塞柴火。能用枝丫柴的时候，坚决不放劈柴；有时候松毛针也能紧巴巴地烧熟一餐饭。

    村子里看不到浩浩荡荡的砍柴大军，也不见那些小年轻随意在村头郊野生火堆烤食物、取暖。炭佬改行杀猪去了，砖厂虽然还冒着烟，但是突突的拉柴小四轮蹦跶得不那么欢了。村里三五天就咣咣响着拐子瘌痢的破锣锣音。瘌痢走一步垫一步，扯着喉咙喊：砍树一棵，杀猪一头!

    那是半年之后吧，我放学路上看到大人小孩喜气洋洋，几乎人人手上都提溜着一小块狭长的猪肉。一打听才知道，村里乌佬赌博输了钱想扳本，半夜上山砍树要卖给砖厂老板。不料被拐子瘌痢逮了个正着。父亲和炭佬等人按禁山村规，当即把他家的大肥猪宰杀了，而后全村分肉。

    等我考上中专去了外地上班，多年之后回到老家，一路上除了惊羡村子里鳞次栉比的高楼洋房外，再就是讶异于进村公路两旁原先寸草难生的荒山秃岭，如今变得郁郁葱葱，不敢认了。村子里的人家大多都开始使用沼气，还有一部分用上了液化气。树木基本上不再砍伐。其他村子的山林没有我们村子保护得好，大多都光坦坦的。外村人有个形象的说法，下雨的时候，雨脚就只是落在我们村周围，而别的村子沾不到一点儿光。老家人都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这些要感谢你祖父和他们那一帮老辈人啊!

    当然这话祖父已经听不见了。多年前，祖父患食道癌去世。弥留的那一刻，他交代父亲和叔伯他们，坟墓外边一定要堆土，不要用那种水泥砖砌。那时候做丧葬，比较气派的是起个大大的墓园子，坟包子用水泥砖砌。遵照遗言，祖父的坟墓是新鲜泥土堆垒的。

    来年的清明，我们去给祖父上坟。我看到坟包上郁郁森森，都是那些指头粗细、绿意盎然的黄荆树，估计是鸟儿们把树籽衔到祖父的坟包上生根发芽的吧。走下山道，回望山中祖父的坟茔，却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摘编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6年01期）

德叔落选

何百源

    人民公社化那一年，德叔18岁。从那时起他担任塘溪管理区（那时叫大队）支部书记，至今一直没有变动过。

    50多岁的德叔，寡言少语，一副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形象：板刷寸头上斑白的短发冲天而立，脸上几道深深的“沟壑”刻画出几分刚强、几分淳朴。不分春夏秋冬，都光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有一次市里一位画家下乡，以德叔为模特画了一张人物素描，题为《本色》，在省里获了个二等奖。

    只要一提德叔，管区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说：“他真是个好人！”好在哪里？憨厚老实的庄户人笑笑说：“崖（我）文化少，讲不出罗！”

    不过，许多事情都能说明德叔确实是个大好人。30多年来，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镇）、县，不论是选哪一种先进或模范，都少不了德叔的份。那时不兴奖钱，兴发奖状。德叔每次将奖状拿回家就往墙上贴，贴满整整一面墙。

    每逢有“情况”，比如台风、汛期、地震先兆，德叔就跑到办公室值夜，睡在办公桌上，用电话当枕头，电话铃一响就抓起来，沉沉地叫一声：“喂……”

    有一年分救济粮，分到最后差一户没分上，这户人家就是德叔家……

    德叔让老婆缝了个小布袋，将公章装进去，随时挂在裤头上。有一回办公室在夜里遭到盗窃，盗贼卷走了德叔一个存折，想不到，上面只有一元的余额。

    多少年来，德叔真是“报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上有声”，甚至成了传奇色彩的人物。

    每一次改选支书，点票结果都是德叔差一票就满票当选，事后都证明是德叔没选自己。有一次按规定年限又该改选了，文书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就上报了德叔。上级党委认为这样做很不严肃，批评了文书不应该这样儿戏。文书不服气地说：“再怎么选也是德叔。”之后郑重地举行选举大会，结果还是德叔当选。

    但是近年来，德叔在塘溪人的心目中，威信有点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与周边相邻管区相比，塘溪显然落后了许多。且不说工农业总产值之低，且不说村办企业之少，单看村民的住房，就可知塘溪人的生活水平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不过，人们仍不忍心埋怨德叔。因为谁都知道，德叔至今仍住破瓦房，两张条凳架三块木板做床……

    最近一次支部改选，德叔竟只得一票，他落选了。

    新当选支部书记的人名叫郭清文，是一位毛遂自荐、勇于开拓进取、先富起来的年轻党员。

    点票结束后，在管理区主任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权力交接仪式”。德叔不无感伤地慢慢地将公章从裤头上解下来，双手递到郭清文手中，说：“可得把它保管好……”

    郭清文双手接过，说：“德叔您放心。保管这印章固然重要，关键还在于要用好……”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

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夏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英的话对她说：“夏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尚海英的妈妈叫她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她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我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蠃螟蛉如侍在侧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

    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

    好酒。故人张三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