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钱学森：此生三事最关情

    11月1日凌晨，凄厉刺骨的雨夹雪笼罩京城。这是22年来最早的一场冬雪。有人说，这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是为一位老者的逝去而下的。“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学森对官位和地位的不屑。“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这是钱学森对金钱与利益的鄙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懂得拒绝的人不多，钱学森拒绝了很多虚名浮利，却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就在冬雪降临的前一天，这位98岁高龄的科学巨匠溘然离世，走完他辉煌的一生。据说他走得平和安静，一如他生前的低调内敛。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说这话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美国海军次长。

    1935年赴美留学的钱学森，36岁已成为麻省理工的终身教授，被视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与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而他深情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得知钱学森要回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多方阻挠甚至强行逮捕。此后，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才换回了钱学森。回国后，钱学森白手起家造导弹，从零开始教徒弟，在火箭导弹、控制科学、应用力学、系统科学、航天技术、思维科学等方面做出卓越成就。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以他从航天技术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统科学方法，去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他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如今，钱学森三个字，几乎就是中国对科学家品质的诠释。而说起来，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的，“学”是辈分，至于名字“森”，繁茂之意，并无特殊含义，最初曾用 “林”。不过，“学森”的谐音是“学深”，倒是体现了学问深远之意。而家庭对他成长的影响也可谓深远。

    钱学森出身书香门第。当代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均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家族的辉煌触动着钱学森。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既是一位爱国的革命人士，亦是新中国文史专家，他对钱学森要求极其严格。而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更是著名军事教育家，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钱学森与夫人蒋英长达一个甲子的婚恋故事，被世人传为佳话。

    钱家和蒋家乃世交。蒋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便恳求蒋家把蒋英过继给他们。蒋百里夫妇慨然答应，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钱学森和“钱学英”还曾一起合唱《燕双飞》，博得两家的喝彩。蒋英后来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优秀的歌手、钢琴家。1947年，钱学森回国，深情打动蒋英，两人心有灵犀，在上海结为连理，之后共赴美国。1950年8月，正当钱学森一家准备离开美国之际，美国政府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了他们长达5年之久。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吹竹笛，蒋英弹吉他，两人共同以音乐排解内心的寂寞与烦闷。在蒋英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钱学森生前也承认从妻子的艺术知识中他获得了很多科学研究的灵感。

    从44岁回国到98岁去世，半个多世纪里，钱学森备受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尊崇：新中国成立早期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引进这位“海归”；毛泽东邀请他参加生日宴会，并特意安排他坐到自己的身边；邓小平每每论及科学技术都不忘提及钱学森的名字；江泽民授予他的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胡锦涛亲自登门到家中给他拜年；温家宝更是像朋友串门一样连年去看望他，最后一次是在他去世前的86天。正是这样的尊重与关怀为这位科学巨匠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温家宝总理亲往探望钱学森时，长卧病榻的他最为关注的，是国家科技人才的后续培养。他曾六次饱含忧虑地向总理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位科学老人的赤诚相问，足以衍化成这个国家和民族绵长的思索。

    一位科学家的成长，除了天赋与努力之外，还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能做的，除了纪念钱学森先生，最好的缅怀方式莫过于给予后来者同样的眷顾。如今，世上已无钱学森。而下一个钱学森，尚不知在何处。

（摘自《时代周报》有删改）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约翰•纳什：走出“囚徒困境”的指路人

包蕴涵

    5月23日，约翰•纳什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6岁，生前被广泛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此前，纳什才刚刚在挪威领受了阿贝尔奖。阿贝尔奖也可以称得上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以86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奖和阿贝尔奖双料得主，纳什的成就在晚年得到了世人充分的肯定。

    比起光彩夺目的青年时代、痛苦而波折的中年时代，纳什的晚年时代其实已经相当的平静和安详了。纳什的一生是曲折和传奇的。

    童年时代的纳什是一名奇才，而青年的纳什给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才华、奇特的怪癖和不掩饰的自大与野心，对于他的才能，有一封推荐信里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去评价：“这人是个天才。”

    1948年，在大师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学院，纳什如鱼得水并脱颖而出。是冯•诺依曼开创了经济博弈论，而被冯•诺依曼贬低过的纳什的思路却比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最终，他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并发展成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

    数学家哈罗德•库恩说：“我真心地认为，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而在前十位中，可能就会有他的均衡理论。”经济学家罗杰•迈尔森把纳什均衡比作“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

    20岁出头的纳什就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然而在他的理论蜚声国际、广受关注的时候，纳什却逐渐从数学界销声匿迹了。由于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纳什家庭和生活出现危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不知情的外人甚至以为他已经疯了或者死了。

    幸好，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下，纳什用理智、爱和时间战胜了病魔，经历了离婚与复婚，生活回到了常轨。而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以其经历为原型改编的影片《美丽心灵》上映后，这个长期以来“在普林斯顿里漫游的无家可归的无名氏”终于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跌宕起伏的经历，关于毁坏与拯救的故事成为了被病痛和灾厄折磨之人心中的希望。

    “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它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追求了一生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最终，我还是回到现实中，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纳什在诺贝尔奖颁奖感言中说道。

    在纳什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几十年，纳什均衡却被极大地关注和发展了。好的理论不可能寂寂无名。而现在，纳什虽然已故，博弈论却已成为人类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帮助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诸多领域。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参与人战略的这样一种组合：在这一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人的战略，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战略。换言之，构成纳什均衡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最优的。

    为什么纳什均衡是“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一个制度即使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如果它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仍然会持续存在。反之，一个制度即使听起来很好，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自觉遵守。因此制度需要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有效的帕累托最优只有通过纳什均衡才能实现。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如何通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

    只要谈到纳什均衡，即非合作博弈问题。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要讲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作为纳什均衡引出的一个最著名案例，“囚徒困境”揭示了博弈中双输的情境，直接挑战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在社会中，“囚徒困境”虽然普遍存在，但却不是不能破解的。为了破解当今种种社会问题、在改革走进“深水区”时仍将其良好地推进，让社会的成员走出“囚徒困境”、选择合作并达成纳什均衡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不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当下的中国，理解纳什均衡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现象、研究分析和制定社会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就出现了少量的翻译和著述，但1994年纳什和博弈论学家海萨尼和泽尔腾获得诺贝尔奖后，博弈论才迅速进入我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而如今，博弈论研究在我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纳什逝去之际，运用和发展他的理论是对他最好的祭奠。

    1924年10月，朱自清举家来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令朱自清高兴的是，那里有许多为人正直、富有雅趣的朋友。夏丏尊率真简朴，生性耿直。校里就是湖多，三面潺潺地流着，草地也大，看过去芊芊的一片，夏丏尊喜爱这里的自然环境，他约了校里教师刘勋宇，依山傍水，修建了几间瓦屋，他把房子称作“平屋”，隐含平房、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丰子恺也是经夏丏尊介绍到春晖中学的。他为人多才多艺，善于将诗词意境、学生生活、儿童情趣即兴画出。他也结庐湖畔，在门前种一株柳树，因此名小屋“小样溜屋”，与“平屋”相映成趣。朱自清全家搬来后就住在刘勋宇以前盖的小房屋里，和夏丏尊毗邻，两家的前院只隔一垛矮墙。

    朱自清常到隔壁夏丏尊家院子里观花，在他屋里品画。夏家有一株紫薇很好，夏丏尊常邀他在花房喝酒。他也倡导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做客。有一天，丰子恺刚给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莱画了一幅画，夏丏尊提起笔来，在上面题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画美，字也好，朱自清爱不释手，后来将其制版，作为散文集《背影》的插页。在朋友中还有一个湖南人匡互生，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他率先打进曹宅，非常英勇；他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忱，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最为敬佩。他去世后，朱自清曾写《哀互生》热烈地赞颂。

    在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潜，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忆：“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上这一条路。”

    春晖中学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朱自清更其喜欢那种同事与师生之间真诚团结的融洽气氛。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朱自清写道：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的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春晖对朱自清十分器重，当他三月间来兼课时，《春晖》半月刊即登出他到校就职的消息。朱自清在春晖任课多，教学作风民主，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春晖国文教材多选自《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等杂志，朱自清教这些文章时，通常自己念一遍，有时也叫学生念，然后进行讲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文言文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礼，有些很好的东西。”学生表示愿意读些古文，他就选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谱笺》两本，在从中选读一部分。

    在他刚来兼课时，曾邀请俞平伯到白马湖来玩。俞平伯就来到白马湖，在春晖待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课，他还顺便听了朱自清的一堂课，感觉到他教学认真，课堂气氛亦相当活跃，在《日记》中写道：“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

    其实，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他对中学教育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认为学生学习能否认真用功，关键在于教师，“固然要看你们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因此，他决意从自身做起，以严正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和以前一样，每个学生都有一张成绩升降表，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业的进步和退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提倡做“窄而深的研究”，反对夸夸其谈，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浮夸作风。他反对学生写些内容浅薄的作品，主张要有“味”，要有生活，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纯化的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这些真知灼见对学生启发极大。朱自清还十分重视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主张要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他教导学生不要“时时回顾从前的黄金时代”，也不要“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更不能“及时行乐”。他要学生面向实际，把握住现在，理由是现在“是最可努力的地方，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此，“我把‘现在’捉住，发展它，改造它，补充它，使它建全，谐和，成为完美的一段落、一历程。”

相关链接：①朱自清之名是他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的，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

（百度百科•朱自清）

②我们来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天津一位中学国文老师说，朱自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看见一群小学生争着抢着看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叹着说：“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他感叹说：“有成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为这个《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短短一篇《背影》，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感染力，足见朱自清散文的成功了。

（节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朱自清散文精选•导读》）

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叶笃正

    1945年，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前往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叶笃正的弟子黄刚说：“叶老最受益的就是罗斯贝的治学精神，在中国，一般是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在国外，老师讲的同时学生会经常打断老师，提出疑问。罗斯贝重视事实，一切都从事实出发。他总是朝前看，视野开阔，不是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这种治学方式后来也延续到了叶笃正身上。1949年，叶笃正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虽有高额的年薪，但是叶笃正选择了离开，他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几乎波及半个地球。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象学建立了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大气环流。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从观察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爆发的预报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书中指出，大气环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1958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20多年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15年后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在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1981年他在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真锅淑郎进行合作研究时，提出了地球表面由于水分平衡造成的湿度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是最早的有关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

    叶笃正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到重要的科学问题。在一个讨论会上，当讨论到人类活动如何使气候恶化时，一位科学家提出，不要只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序”的人类活动也可以使气候向良性方向变化，甚至可以起到改造局部气候变化的作用。叶笃正立即抓住“有序”这两个字说，这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命题，并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有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可能起到良性效果的论文。对此，有科学家表示，叶笃正的观点是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的。人类应该如何从宏观尺度上布局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等，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选自王学健《叶笃正：风起云飞展浩荡》有删改）

【链接材料】

材料一：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百度百科

材料二：“叶老喜欢野外科考，总要亲自到实地察看。”叶笃正的学生黄荣辉院士回忆说，直到87岁高龄时，他还不顾条件艰苦，亲自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察看新建的气象观测站。

——新华网

材料三：叶笃正曾说：“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的学生超过我，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学生超不过老师，那就没有发展了。”

——《人民日报》

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百岁老人李佩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

    李佩的丈夫郭永怀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后来因飞机失事为保护核试验数据而牺牲。那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当时得知丈夫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直到前年，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而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她和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她俩也常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认为“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脑子里好些事”。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编自从玉华《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相关链接：①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李伟格告诉我。即使到现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付晓英《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②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者参加，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她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