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 《思维与智慧》）

    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闹钟敲六点三刻了——这时，他床头后面的门上传来了轻轻的一下叩门声。“格里高尔，”一个声音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已经七点差一刻了。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好温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不免大吃一惊。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伴音似的，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清楚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家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好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隔着木门，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到，“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另一侧的门上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我马上就好了。”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竭力使他的声音显得正常。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他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吧，求求你。”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

    …………

    他使劲地摇动着，身子已经探出不少，快要失去平衡了，他非得鼓足勇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五分钟就是七点一刻——正在这时，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他这么想，身子就随之而发僵，可是那些细小的腿却动弹得更快了。一时之间周围一片静默。“他们不愿开门。”格里高尔怀着不合常情的希望自言自语道。可是使女当然还是跟往常一样踏着沉重的步子去开门了。格里高尔听到客人的第一声招呼就马上知道这是谁——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真不知自己生就什么命，竟落到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在这一个所有的职员全是无赖的公司里，岂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忠心耿耿吗？他早晨只占用公司两三个小时，不是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真的下不了床吗？如果确有必要来打听他出了什么事，派个学徒来不也够了吗——难道秘书主任非得亲自出马，以便向全家人，完全无辜的一家人表示，这个可疑的情况只有他自己那样的内行来调查才行吗？与其说格里高尔下了决心，倒不如说他因为想到这些事非常激动，因而用尽全力把自己甩出了床外。蓬的一声很响，但总算没有响得吓人。地毯把他坠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他的背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弹性，所以声音很闷，不惊动人。只是他不够小心，头翘得不够高，还是在地板上撞了一下；他扭了扭脑袋，痛苦而忿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

约克·伊万斯今夜值班

    在德国对英国狂轰滥炸的时候，人们很少有可能想起伊万斯，更不会在他那瘦削的胸膛上挂一枚奖章，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

    他绝不会在一次伴随着低沉的鼓声和嘶哑的喇叭声的殡仪中接受人们的致敬。事实上，人们很可能根本不会为他举行葬礼。

    战争打响之前，他没有做过任何足以使自己为人所知的事情。他在码头上干过活，那里尘土飞扬，对他的肺部都有影响。战争后期，为招募新兵进行的体格检查并不十分严格。尽管如此，由于视力差和其他缺陷，人们拒绝他入伍。

    然而，尽管他无声无息，他却具有英雄的品格。

    让我们继续讲伊万斯的故事吧。他死前成了一名防空民防人员。他接受了一年训练，学习如何戴防毒面具，如何让昏倒的妇女苏醒过来，怎样把行人引导到最近的防空洞等等。在训练中，他表现平常。

    这一天夜间，约克·伊万斯值班。过去一个月中，他几乎每夜都要值班，因为每夜都有空袭警报。

    那天夜间11时，他打电话给民防指挥中心，报告说他看到远处有一个亮光。伊万斯的长官听说是伊万斯，就漫不经心地说，那是有人抽雪茄烟，不过烟火太亮罢了。

    伊万斯守护在郊区某地一个公用电话间旁，敌人轰炸城区时，这里也挨过炸弹。当一枚大炸弹丢下来时，他没有来得及离开。

    这个炸弹没有爆炸，对此，伊万斯开始高兴。炸弹是带着撕裂人神经的尖叫声落到地面上的。过了一会儿，伊万斯想到他应当去看看这枚炸弹。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不是哑弹。在受训期间，他看过不少图片和图表，他知道，这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且是一枚大的。

    几分钟之后，他把这一切向上司作了报告。

    “炸弹在哪里？”上司问道。

    “在街心花园里，”伊万斯答道。

    上司命令说：“把无关的人赶走，把附近住宅里的人撤光，让行人不要靠近！”

    “是，先生！”伊万斯说。

    伊万斯遵照命令行事。在不到1小时内，他把附近几户人家撤走。在这以后，他坚守在岗位上疏导行人。

    早上7时以前，行人不多。在这以后，上班的工人和各种行人成群结队而至，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汽车。

    在连续遭到轰炸的地区，有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对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事情，反而非常好奇。

    突然，伊万斯发现他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事。这枚炸弹落在两条街的交叉口上，使四个方向的行人受到威胁。

    伊万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把炸弹后面100多码的地方用绳子拦了起来，然后，他把自己的岗位移到十字路口的中间。

    有数以百计的行人听到他说：“此处有定时炸弹，请走开，请走开。”他们走开了。

    从这里路过的人中有一位是附近圣公会教堂的神甫。这位神甫向记者提供了关于伊万斯生命最后一刻的最生动的情况。

    神甫说：“他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用手指炸弹在哪里，炸弹就在他身后的草坪上。很明显，他是了解这是多么危险的。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但是，从他的声音中人们听不到丝毫的颤抖。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场面：他吹哨子，呼喊着，要人们离开。从心理的角度看，他像中世纪的麻疯病人，这些人摇着铃，呼喊着‘避开我，避开我！’我要他用绳子把大街拦起来，然后自己撤离。但是，他却对我说：‘我的任务是留在这里。请走开罢，不要给别人树立坏榜样。’于是，我只得走开，到电话间打电话向有关方面求助。”

    9时10分，炸弹爆炸了，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伊万斯连尸骨也没有留下。

（摘自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罗伯特·凯塞）

来客

沈从文

    一天下午，我为《读者月刊》写一篇创作回忆录，觉得记忆中充满了各种河水。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的各种河流，似乎正一一从心上流过。刚写到第二行，一个服装潇洒的白脸少年绅士，从那黑黑窄窄的楼梯走上来，一见我就问：“我找甲先生。他在家不在家？”

那种语言神气，显然他不会以为面前的我正是他所要找的人。我当时为尊重客人的感觉起见，只好装点愚呆，请客人在房中坐坐。

    “尊驾有什么事，是不是要紧的事？”

    大约先前这人还只疑心我是仆人，现在算已明白我是仆人了，大咧咧地说：“我刚从北京来，不久就要到外洋去留学。我也是一个作家。久仰你先生的大名，特意前来拜访！”

    来客游目四瞩，各事弄清楚后，俨然大事业已办妥，不必主人相请，就大模大样选定一个靠窗边的椅子坐下。喝着我为他倒上的那一杯清茶，见我畏畏缩缩地站在屋角，似乎安慰我不要怕“大人物”，就向我攀谈起来。

    “你先生是作家，怎么不跟他学写小说？”

    “先生说，写小说是河水告他的。”

    “怎么，河水告他的！什么河水井水？他同你说笑话！他一定跟姓贺姓何的读过书，你不懂！”

    “他说的是河水。”

    那绅士见我那么说话，大约见我样子猥猥琐琐，且有点儿戆，发生了兴味，便带玩笑似的向我探听这房中主人的一切。到后就问我，“先生是不是当真在霞飞路买了一幢房子？××报上说的，那幢房子值七千！”

    这客人看看我只知道傻笑，眉毛皱皱，走到写字桌边去，似乎想看看主人桌上的情形。这一来真使我又急又窘，可我又想不出什么方法拦阻他。他把我那篇文章看到了。那上面我写的是：我的教育全是水上得来的，我的智慧中有水气，我的性格仿佛一道小小河流……大概看了两三遍吧，这个绅士才向在他身边显得有点窘迫的我说：“你的先生说河水告他一切，说得真古怪。哪有这事情？”

    我因为不明白用仆人身份如何来答复，故仍然只向他笑了一下。这客人从我的微笑上，似乎感觉到一点小小不快处，一面把手杖剥剥剥的敲打地板，一面便问我来到了这里多久，似乎为了报复起见，就问我：“你名字叫什么？”

    “我叫高升。”可是我说出口时，瞅他那脸上做了一个古怪的表示。

    大约就是这个俗气的名字，把客人谈话兴致索然而尽，不愿意再等待下去了。他把名片夹拿出来，抽出一张小小名片，伏在桌上写了一阵，便把那名片摆在桌上，用一个玉镇尺压定，又把我那文章看过一遍，把头点点，似乎明白了些先前所不明白的东西，这一回很满意了，才向我开口：“高升，我不等候甲先生了。我留下这个，他回来时你就告他，不要忘掉！”

    客人一走，我便恢复了我做主人的身份，赶快走过桌边去，看看那名片究竟写了些什么，刚看完头上两句话“你是水教育的，我是火教育的”，忽然一个人訇的把门推开，好像是明白主人不在家，就不必叩门似的。我真又窘又急，赶忙站起来侍候那客人：“先生，你要什么？”

    他什么也不说，只走近桌边，把原来那张名片收回，换了一张新的，写了两行字，便又匆匆地走了。

我把窗子关好后，放了一口气，走近桌边捡起那张名片看看，原来换了一张有北京某大学文学士头衔的，却把我先前看过的那两句话去掉了。我想：“那么这人自己也觉得并不是火教育出来的了！”想到这些字句和这人一切，我很忧郁的苦笑了一会儿。

    这客人此后从不再来第二次。大约已照他所说的那样，当真放洋去了。我那篇文章，自然写不下去了，也永远不想作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有删改）

年三十的私房菜

    付春从城里回家时，爹和妈正在院子里剥玉米棒子。他们都没有发现身后的儿子付春。付春一声不吭地跨进院门，拎着大包小包进了自己的屋，放下行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爹和妈同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时间静止了两分钟后，付春透过掉了半块的玻璃窗听见爹说，“春，回来了？”妈马上站起身来，责怪爹说，“他爹，春都进屋了，还问？快去抱柴火，我给儿子做吃的去。”付春拉起被角，捂在脸上，眼泪无声地流下。

    付春在城里一家五星级酒店当厨师。付春的厨艺好，在这家酒店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间付春很少回乡下，五年的城市生活让他下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他甚至发誓要在这家酒店干一辈子。然而，没想到这家酒店自从去年易主后，因经营不善，一天比一天不景气，上个月彻底宣告破产。

    失业这个月，付春把城里所有的饭店、酒店都找遍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一些有名气的饭店、酒店，都有自己稳定的厨师团队，就算人家缺人手，他进去也只能是个打杂的。太小的饭店，薪水太低，高不成，低不就，就把付春挤回乡下的家了。付春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繁花似锦的春天走进了寒风凌厉的冬天。付春想着想着睡着了。

    “ 春，快起来吃饭了。”妈站在窗外，小心翼翼地喊付春，生怕声音大了，把儿子吓不见了似的，儿子已经有很久没回家了。

    饭桌上的菜，都是付春打小就爱吃的菜：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汤是酸菜土豆汤，酸菜是妈自己腌的乡下常见的老酸菜。旁边是一锅刚焖好的玉米饭。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饭菜，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虽说都是些在付春看来上不了台面的菜，但味道却是出奇的好。

    付春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爹和妈几乎一筷子未动，看着狼吞虎咽的付春，笑得嘴都合不拢。付春看着爹妈，抹着嘴回味着刚才的饭菜香味儿，突然脑子里像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门，付春兴奋地一连说了好几声：“我怎么没想到呢？”爹和妈被付春整糊涂了，还没回过神来，付春已经拎着大包小包跑出院门了。爹和妈赶紧跟到院门外，说：“春，你这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回城里。”付春头也不回地说。

    付春有足够信心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他不再怕失业，这一切都源于妈做的饭菜。付春在吃了妈做的菜后，突然想到了时下城里流行的私房菜。他想，现在城里人吃饭店都吃腻了，我何不当一名专做私房菜的厨师呢？

    很快，付春的私房菜就在城里闯出了名气，很多有钱人、领导都请付春到家里专门为他们做私房菜。尤其是每年的春节，付春更是分身无术。

    付春不断创新他的私房菜，几年后名声越来越大，钱也挣下不少，还在城里买了房子，拥有了城市户口。爹和妈不愿和他来城里，一直住在乡下的小土院，付春已经有好几个春节没回家陪父母过年了。每次爹妈打电话来，要他回家过年，付春都推托了。

    今年年三十那天，有个搞建筑的大老板，给了付春很多钱，说是特意请付春去为他父母做一顿年夜饭。这位老板的爹妈一直住在乡下，老板有心想接爹妈去城里过年，也享享福，可是爹妈不来城里，老板只好回乡下陪父母过年。老板和爹妈说回去过年，两位老人又忙里忙外辛苦做饭菜，因此老板骗父母不回家过年，请付春去做私房菜的目的是想让父母过个不用操劳的年。

    付春满口答应了，天快擦黑时，和老板一起赶到了老板乡下的父母家。没想到，他们推开门，首先映入眼前的竟然是一大桌子已经做好的饭菜，碗筷已摆好，就好像专等老板一到就开席似的。老板惊讶得合不拢嘴，不停地问两老怎么知道他要回来？

    老板的爹说：“每年不管你回不回家过年，你妈都会把饭菜做好，万一你回家了，也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板的妈接着说：“这些都是你打小就爱吃的饭菜，在外面哪能吃到呢？”老板两眼含着泪，一把抱住了两位老人。

    一直站在门口的付春看着这一家子，缓缓地掏出钱包，把钱悄悄地放在门边的桌上，轻轻地合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去了。绚丽的烟花爆竹在付春身后、头上此起彼伏地响着、盛开着。付春仿佛闻到了妈做的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还有酸菜土豆汤的味道。

（选自《四川文学》，有删改）

最美的康乃馨

陈华清

    我当邮差送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安娜的。我们镇的青壮年男子都去打仗了，剩下的都是妇孺病残。如果我不是病弱，也已在前线，没有机会认识安娜。

    安娜拿着我送来的信左看右嗅，在信的一角亲吻着，然后递给我，说她识字不多，叫我帮她读。春天的阳光照着我手里的信，也照着安娜。

    那是她儿子写的信。信中说：“妈妈，又一个春天来了，康乃馨开花了吧？记住啊，妈妈，每朵花都是儿子送给您的祝福，部队要开往前线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写信。妈妈您多保重，不要牵挂。”信里还夹着一张相片，相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清瘦，英俊。

    安娜告诉我，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她的国家留学，然后把她娶回自己的国家。丈夫和大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两年前，她把最后一个孩子安东又送上战场。

    夏天蝉叫了，安娜的儿子又来信了。我顾不得疲倦，连忙送去。安东说他们打了胜仗，已从前方撤回，休整几天又要开往另一个战场。

    转眼到了深秋，我在镇上给人送信。忽然听见有人叫“孩子！孩子！”原来是安娜。她是来邮政局看看有没有儿子的信。安东已几个月没音信了。“没有啊，如果有，我第一时间给您送去。”我不想让她难过。“好的，孩子。”安娜说。她两眼深陷，神情忧郁，蹒跚的身影消失在深秋的落叶中，像一幅色调悲凉的油画。

    安娜的儿子牺牲了，他是战斗英雄。他深入敌区，被敌人发现，他引爆炸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报纸上登着安东的英雄事迹，还有他的相片，就是寄给安娜的那张。

    我又给安娜送信了。是她儿子的信。

    这以后安娜儿子写信比以往勤快了。有时还寄钱来，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信的内容比以前丰富多了，除了告诉安娜他近况，还说些见闻逸事、风土人情。还说他的津贴增加了，有钱寄给妈妈了，妈妈想吃什么就告诉他。

    我现在一个月至少有两次可以到安娜家。

    “孩子，你来了，真高兴！”她把我当自己儿子般拥抱着。

    “孩子吃吧，安东老是寄吃的来，我老了，吃不了这么多。”安娜没什么亲人，安东寄的东西她总是叫我吃。

    “你教我识字吧！”安娜想自己读信了。我也乐于教她，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她呆在一起。

    她会认很多字了，会自己读信了，但从来不亲自回信给安东，依旧是她口述，我代笔写。

    “东东，妈妈很好，你种的康乃馨开得很漂亮呢。打完仗就回来看它们吧！”她看着院子里的康乃馨发呆，眼泪直打转。我停下笔怔怔地望着她，“刚才说到哪了？”她赶紧撩起衣角拭眼泪。

    她越来越苍老了。

    安娜死了。她留给我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我知道我的安东早已不在人间了。从那个冬天开始，信封上就没有画着康乃馨。他知道我识字不多，怕我读不了信，临走前他跟我约定，就在信封上画一朵康乃馨，意思是：‘妈妈，我爱你，见花如见人。’孩子，我知道是你借安东的名义给我写信，你不想我悲伤。我接受你的善意，我也想你开心。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我在天堂也会保佑你的。孩子，我也爱你！”

    我怎么没想到康乃馨这个细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我在安娜的墓碑上画上康乃馨，把一束束粉红的康乃馨放在墓上。

（《微型小说选刊》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