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这样对地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这水，这沙滩。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里没活儿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

（1949年12月）

（有删改）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的响。屋里是纺车嗡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

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大娘！”

“唉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那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

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滚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早晨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有删改）

记懒人

老舍

一间小屋，墙角长着些兔儿草，床上卧着懒人。他姓什么？或者因为懒得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只呼他为懒人，他也懒得否认。

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因此我对他很注意：能上“无双谱”的总该是有价值的。

幸而人人有个弱点，不然我便无法与他来往；他的弱点是喜欢喝一盅。三杯下去，他能暂时的破戒——和我说话。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么？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

他的话极其天真，因为他的脑子是懒于搜集任何书籍上的与旁人制造的话的。他没有常识，因此他不讨厌。他确是个宝贝，在这可厌的社会中。

据他说，他是自幼便很懒的。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晓得：妈妈是第一个忘记了它，他自然想不起问。他的妈妈后来也死了，他不记得怎样将她埋葬。可是，他还记得妈妈的面貌。妈妈，虽在懒人的心中，也难免被想念着；懒人借着酒力叹了一口十年未曾叹过的气；泪是终于懒得落的。

他入过学。懒得记忆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记许多小四方块的字，因为学校里的人，自校长至学生，没有一个不像活猴儿，终日跳动；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块，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记忆便是“学生”。他记得“学生”——一群推他打他挤他踢他骂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块木头。被猴子们向四边推滚。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是懒得去领文凭。“老子的心中到底有个‘无为’萦绕着，我连个针尖大的理想也没有。”他已饮了半瓶白酒，闭着眼说。

我决定了下次再来，须带白兰地：普通的白酒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的。

白兰地得着了空前的胜利，他坐起来了！我的惊异就好似看见了死人复活。我要盘问他了。

“朋友，在过去的经验中，你可曾不懒过一回没有呢？”

过了好久，他点了点头，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说：

“有过一次。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设若我今年是四十岁，那必是我二十来岁的事了。”

他的眼合成一道缝，好像看着心中正在构成着的一张图画。然后向自己念道：“想起来了！”

“一株海棠树，”他大概是形容他心里那张画，“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我与她便躺在树下，脸朝着海棠花，时时有小鸟踏下些花片，像些雪花，落在我们的脸上。记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听着蜂声，闭着眼用脸承接着花片，花荫下见不着阳光，可是春气吹拂着全身，安适而温暖。我们俩就像埋在春光中的一对爱人，最好能永远不动，直到宇宙崩毁的时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儿。她能领略花木样的恋爱；蜜蜂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间我得到完全的恬静与快乐。这个快乐是一睁开眼便会失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话来得流畅轻快了：“海棠花开残，她不见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我自然懒得去打听，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时候，我便在海棠树下静卧一天。第二年花开的时候，她没有来，花一点也不似去年那么美了，蜂声更讨厌。”

这回他是对着瓶口灌了一气。

“又看见她了，已长成了个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几下，微微有点发湿，“她变了。她一来到，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她的话也很多，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旧时她怎样静美的机会了。到了晚间，她偷偷的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我不该赴约，可是我去了。她接连说我怎么还这么懒，我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懒得再动。她又走了。不久听说她出嫁了。不久，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懒是不利于爱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

“到如今你还想念着她？”我问。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懒戒的惩罚！一次不懒，终身受罪；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他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他又说了话：

“假如我死去——虽然很懒得死——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费事买棺材。我懒得理想，可是既提起这件事，我似乎应当永远卧在海棠花下——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我果然将他埋葬了。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树的人家没有允许我埋人的。

鉴赏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卖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还有一种叫作“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叶三五十岁整生日，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多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

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

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一边不停地赞叹：“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叶三说：“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有删改）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

挂在塔尖上的记忆

蒋 殊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段时光铭刻在一个特定节点上。郝生荣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武乡县城段村。1944年他走进军营之后，在这个古城里肆意挥洒过他青春的血泪。

2015年10月份，他88岁的秋天，我在段村见到他。

段村的这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既有上班族匆忙的脚步，也有一排一排的老人靠在墙边的暖阳里沐浴着晚年时光 

如约去到郝生荣住的儿子家，却不见他。问胡同里坐着的一圈老人，他们指着下面的马路说，转过去就看到了。

果然，就在我们刚刚经过的马路转角处，一个超市门口，郝生荣拄着棍子，与另一位同伴并排靠在墙边。同伴不时在他耳边说着话，他却似乎心不在焉，眼神更不时盯了远方，出神。远方，他的目光尽头，一座塔尖，立在四射的光芒里。我知道，那个塔尖上，挂着他满满的记忆。

塔叫千佛塔，耸立在武乡县城中心宝塔广场中央，建成于清康熙年间，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物。它，镇定着一代又一代武乡人时而涌起的一颗颗或狂躁或不安的心。

然而1945年，这塔几乎被毁。

1940年夏天，日本人在段村安下据点后，繁华古镇段村就成了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城墙上修筑了密集的射击孔，四角的碉堡高高耸起。日军不仅占领了段村镇，把千佛塔当成重要的工事建筑，在城外还设了多处外围炮楼。 日军的一个加强连屯集在这里，居高临下，以凶猛的火力封锁着进入段村的我方部队。古老的千佛塔，被困在古镇望眼欲穿，默默等待着亲人的到来。

对于千佛塔，郝生荣的记忆总是停留在从前。对于眼前的县城，也是.正是他风华正茂的那几年，这里却不是自己的，整整五年。那时候，郝生荣与战友们沟上岭下，雪里泥里，为的就是抢回属于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他叹，可惜咱的武器不好，有时已经瞄准了，枪却打不响，干着急。他只开心地乐，后来打了几次日本人，缴获了一批好枪，都是三八式，戴盖盖的。好枪毕竟不多，却越缴越多；自己的武器虽然不好，却越磨越刚。随着战士们坚韧的脚步，一寸一寸收复着自己的土地；一步一步逼得敌人节节败退。 1945年8月25日晚上，他们逼进段村，逼到千佛塔前。

坚固的古塔，成了敌人负隅顽抗的唯一筹码。

千佛塔内的40名日军，已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他们在坚固的塔内，还是清晰地闻到越来越密集的战火，听到中国人民欢呼抗战胜利的声音，就要走到尽头的他们，开始了可怕的垂死挣扎。

外围的王家垴炮楼，正被769团二营一部发起攻击，新兵小王憋着一股气，一连投完放在箩筐里的手榴弹，然而就在他乘胜再取弹药时，却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周围的战士清晰地听到，他18岁的热血汩汩流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

随后的呼啸排山倒海：31 团一营奇袭城西主碉，决九团占领东村山，突击排一连二排在烽烟战火中搭梯登城。 日军的抵抗也是前所未有，我方云梯被打断，城下遇火力封锁，甚至凌空投下燃着火光的被褥……

天怒了，一场倾盆大雨，随着轰隆隆的巨雷声于次日凌晨倾泻而下。雨水、血水、泪水、汗水，泥水，郝生荣说，这些统统都得扒开，只将敌入聚在视线里。

8月的高粱，高高挺着脊梁，像一个个无声的战士……尽管伤亡不小，我方还是连续攻下王家垴碉堡，攻破南城墙地，冲到千佛塔下。

塔里的日军借助地理优势，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让我军想要靠近塔的愿望一次次落空。

万般无奈，八路军决死第九团请求，调重炮，轰击千佛塔，保证不用两响，就让塔内的敌人粉身碎骨。郝生荣承认，那个时候，杀红了眼的战士们都忘了塔。是啊，血肉之躯都敢顶在枪口，哪里会考虑到一座无声的塔？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塔的重要。”郝生荣说的是实话。这些被从田间地头直接拉上战场的人，哪里会知道一座塔对于后世的意义？ 他们心里想的，仅仅是夺回家园，赶走敌人；仅仅是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样平凡的日子，是那时的奢望与梦想。于是，郝生荣每每坐在街边，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与人流，①再抬眼看到空中的塔尖，脑子里就会急速回荡起一些人，一些事，也总会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有时候，与他在一起的同伴问他缘由，他也是轻轻一句：说出来，你也不会懂。没上过战场的人，自然不懂他们多年掩着的心事。

日军或许也觉得，八路军不可能轻易炸毁古迹，于是蜷缩在塔中，侥幸寻找最后的生机与突破。

对于决九团调重炮的要求，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没有答应，并派人告诉他们，古塔是文物，要保护，坚决不能用炮轰。于是将千佛塔全面围困。郝生荣说整整五天，断了日军的吃喝。在敌人战斗力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战士龚金来、张顺瞅准机会，冒死利用射击死角绕道冲进塔内，高举手榴弹，迫使躲在塔内的日军重机枪班全部投降，夺回千佛塔后，决九团又乘胜抢占了伪县公署、打击了龟缩在城东北角炮楼里的日本鬼子，粉碎了日军指导小队“或运长久”的妄想。高高耸立的千佛塔，重新映射在太阳的光芒T千佛塔，也除去束缚，含泪高高舒展在它深爱的土地上。直到今天，直到永恒！我要走了，他目送我过马路，上车。②之后 ， 目光重返塔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