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回家

染晓声

周秉昆从郑娟手中接过楠楠的骨灰盒，紧紧抱在胸前，泪如雨下，“楠楠，楠楠，爸的好儿子，爸没去接你……”他泣不成声。周蓉朝周聪使了个眼色，周聪要从父亲手中接回骨灰盒。周秉昆不松手。

周聪小声说：“爸，妈更需要你抱抱她。”秉昆这才松开了手。

周聪将骨灰盒轻放在靠墙的长方桌上时，秉昆已将郑娟抱在怀中了。郑娟的脸贴在周秉昆胸前，呜呜哭得像个孩子。周蓉周聪互相看看，都流下眼泪。

在楠楠遇害这件事上，郑娟的表现与秉昆相反。因为秉昆当时吐血昏过去，住院了，她表现得相当坚强，大大出乎朋友们的预料，也令周聪、周蓉特别敬佩。

“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郑娟在大学里为周楠举行的追思仪式上说。

周蓉、冬梅和周聪，他们都想为郑娟写好讲话稿，让她事先背下来。

郑娟问：“需要我说很多吗？”

亲人们说不用，又不是演讲，几句就行。如果她实在不想说什么，其他亲人也可以代替讲话。

郑娟说：“我想说，话多了我说不好，就几句话我还是说得来的。”周聪说：“妈，你如果想好了说什么，最好先说给我们听听。”郑娟却说：“不用，妈又不是小孩子。”

郑娟在台上讲话时，只流泪，没有哭，甚至都没抽泣一声。周蓉为她做翻译。她刚说了前两句，周蓉便猜到她接下来会怎么说。她的样子那么镇定，那么从容不迫，亲人们完全放心了。周蓉的英语口译水平是一流的，表现也无可挑剔。

参加追思仪式的师生们为她们鼓掌，那是不同寻常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她们的真诚破例了。

事后，有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们对周蓉郑娟姑嫂二人很有兴趣，两人中，一个是举止优雅、学养深厚的学者，而另一个是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家庭主妇。他们认为很有新闻点，值得深度报道，但都被亲人们拒绝了。于是，竞有小报怀疑，除了母亲可能是真的，其余四位所谓亲人可能都是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员冒充的。

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人对周楠母亲和亲人们的敬意完全是真实的，但他们对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却相当苛刻。周楠属于公派留学生，没有缴纳人身安全意外保险，学校不会为枪击事件受害者提供多少经济补偿，只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对于枪击案件中的伤亡者，另有慈善基金抻出了援手，总算给了一些救济，但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

当周蓉手持多份表格向郑娟说明情况时，郑娟平静地说：“咱们并不是来祈求同清和怜悯的，是不是？”

周蓉说：“那是，但你作为楠楠的母亲，有权利理直气壮地接受一笔……”她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词，求助地看着嫂子冬梅。

冬梅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只能这么说：“弟妹，你别立即决定今晚考虑考虑，明天早晨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郑娟说：“那我考虑考虑。我太累了，想一个人待会儿。周蓉们便都离开了她的房间，到了冬梅的房间。

周聪说：“姑，大娘，自从我和我妈都有了工作后，我妈就再没认为钱对我们家很重要。她对钱的认识一向有限，够花就知足，你们真得从长远方面引导引导她。”

周蓉说：“你先出去，我和你大娘商量一下。”周聪走出房间后，周蓉说：“对于钱，她是像周聪说的那样。”

冬梅也是个从小就没有金钱概念的人，她提醒说：“要不你再去给地讲讲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周蓉说：“看来有必要。”

她回到郑娟的房间，郑娟已躺在床上了。

周蓉坐在床边，绕了几个话题，开始淡到美元与人民币汇率。郑娟流下泪来，她说：“姐啊，你比我这个妈还强，你还在法国见着了楠楠一次。可我……楠楠发了重誓，他爸不出狱，他就不回国，他相信他爸。我那么多年以来，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他爸出狱的一天了，也终于盼到全家团圆的年头了，可见着的却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楠楠小时候的样子，不闭眼睛困得头痛，一闭眼睛楠楠就在我眼前，想跟我说话似的……姐啊，你跟我说的事，现在入不了我的脑子啊！”

听她那么一说，周蓉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早饭时，郑娟低垂着目光说：“姐，嫂子，我认真考虑过了……我是来接儿子回家的……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我敢肯定，秉昆也会是这么个态度。我们当父母的，如果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那是种什么心情？再者呢，人家处处对咱们恭敬，拿咱们当高贵的人物一般接待，咱们五个人的来回机票吃住，已经花了人家不少钱，所以你们替我谢谢就是了。”

周蓉和冬梅互相看看，都没说什么，默默点头而已。于是，周蓉按郑娟的意见，在报上发了一则简短声明，结果引起了更多记者的采访请求。当记者们赶到周家人的住地时，他们已乘上了回国的班机……

（节选自《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有删改）

文本二：

长篇小说《人世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为背景，以周志刚一家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21世纪初，小说刻画了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奋斗历程，将其嵌入到中国社会50年来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国企改革、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等历史事件和发展进程中，既写他们生活的磨难与困苦，更写他们怀揣梦想而艰苦奋斗的尊严与荣光。

2019年，《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中说：“梁晓声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

（摘编自中国作家网）

【注释】文本一的标题为编者所加。周楠，公费留美学生，学成即将归国，却因为见义勇为而被人射杀；郑娟，周楠母亲；周秉坤，周楠养父；周聪，周楠弟弟；周蓉，周楠姑姑；郝冬梅，周楠伯母。

暴水桥头

谈歌

徐水城西有一暴水河，沿河二十余里，只上游有一桥，桥面极窄，只走一辆车马，常有人失足落水，弄得行人惊惊险险。

几任县太爷都筹划过建桥，只是短缺银子。

徐水“乐仁药堂”的老板方树林，也曾动议募捐，并自认五百大洋。告白贴出十几日，共捐得了十几块大洋，还有人讥讽：“沽名钓誉，若真心造桥，你自家出资便是。”他便冷了心，大醉一场，再不提造桥。这一切，虞世明皆看在眼里。

虞世明十几岁便担菜渡河售卖。经人介绍，承包“乐仁药堂”的蔬菜供应。小世明眉清目秀，干完活，常在药堂痴痴看方树林写字。（域中店铺商号的匾额，多是方树林的墨宝，北京城里商号也有用他的字。）方树林见此，也送他一些碑帖笔墨。三年后，虞世明的字竟有了几分气魄。

那一年春节将至，城中富户来求方树林写春联，方树林却推说感了风寒，竟把虞世明喊进县城舞墨。于是，徐水县城里纷纷贴出了虞世明的字。虞世明便抛了卖菜的挑子，成了“乐仁药堂”的记账伙计。

方树林丧妻，只有一女，名叫方念桥。念桥很俊，年纪与世明相仿。

那一日，方树林多吃了酒，在堂内喝茶，看世明记账，问道：“世明啊，你做我干儿如何？”虞世明笑笑，不搭话，又埋头记账。

秋天，方树林采购药材，醉酒夜归，却遇上暴雨，不幸翻船溺亡。

好些日子，虞世明总在河岸上呆立，如失魂魄。

一个月后，世明对念桥讲：“师妹啊，师傅不在了，店里生意冷落，用不了这么多人，开销太大，我想告退。”方念桥一怔，横一眼虞世明：“你说昏话，走路也轮不到你。”虞世明道：“都是店中的老伙计，怎好让哪个走，还是我走好说话。”方念桥怒道：“不行。”虞世明道：“师妹不要多想了，我去意已决。”

虞世明赁了间房，挂出“方树林师傅第一传人”的牌子，开了“写字坊”。他一改方树林的规矩，总要同主顾争得面红耳赤，狠索润资，概不赊账。即使是一些方树林当年的老朋友，虞世明也不肯让一文钱。

徐水人恼怒：“方老板怎么走了眼，传下这样一个重利寡义之徒。”

一天，方念桥来城东办事，顺脚来看虞世明。虞世明正在写字，方念桥喊了他一声，虞世明抬起头来，二人的脸都热了。

“师妹也来求字？”

“不知多少润资？”

“不知师妹近来生意如何？”

“还好。”

“那么，就每字讲定一百元。”

“师兄啊，你也委实太狠了些吧。”

虞世明淡然一笑：“绝不还价。”方念桥冷脸道：“你岂不知一分利撑死，九分利饿死。”虞世明脸色安详，念桥渐渐青了脸，掉头出来，伸手摘了门前“方树林师父第一传人”的牌子，摔在地上，洒泪走了。店门口几个围观的街人叹息着散了。虞世明端坐，目光茫然，纹丝不动。

一支军阀的队伍轰轰地开进了徐水县城。军阀姓耿，人称耿司令，竟也喜欢舞文弄墨。耿司令驻下第一件事，即派几个大兵把虞世明请来，虞世明道：“虞某润笔高，恐长官不肯出钱。”耿司令似乎怔了一下，继而咧嘴大笑：“不知道虞先生开价多少？”

“照例一字一百大洋。”

耿司令收住笑：“你黑心要价，不怕我杀了你？”虞世明淡然一笑：“若要便宜了长官，人都要骂虞某势利。”

这耿司令到底有些不俗，还是出了一千大洋，虞世明便给他写了一副中堂。

半年后，方念桥出嫁“庆和药堂”掌柜陈再明。

又半年，陈再明携款进货途中被人杀死。方念桥成了寡妇，“乐仁药堂”和“庆和药堂”便合在一处，取名“仁和药堂”。念桥请几个书家写过匾，都不中意。

这天，虞世明正在聚英楼上闷闷地饮茶，抬头一看，方念桥正站在他的面前，他怔了一下，手中的茶碗一晃，水扑溅到了桌上。方念桥稳稳神情笑笑：“请虞先生写一块匾，不知道多少润资？”虞世明看一眼方念桥，低了声音道：“听说方老板的生意不如往日兴隆，虞世明不敢开价。”方念桥沉了脸：“谅那一块匾还是写得起的。”虞世明以商量的口吻道：“一字一百大洋如何？”

方念桥并不还价。虞世明换一杯热茶，饮过，便伏身研墨，竟研得沉重，不似平日潇洒。

只听得墨在砚上吃力地转动。

“仁和药堂”四个字，一气呵成，方念桥不禁失声喊一句：“果然好字。”方念桥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捡起字便走。虞世明轻喊一声：“师妹留步。”方念桥款款站定。虞世明指那银票：“这字算我送与贵店的。”

方念桥怔了一下，一笑：“虞先生做的是买卖，怎可如此？”说罢，转身下楼。聚英楼上，食客们鸦雀无声。

五日后，县衙贴出文告，说要在暴水河上造桥，全部款子，皆为虞世明先生捐奉。一城人呆若木鸡。

方念桥在人群中，听罢，她如梦方醒，一时泪流满面，她拼力挤出人群，一路跑到虞世明的写字坊，却是人去楼空。

数月后，河上建起一座石孔桥。桥宽可并列通过四辆马车。桥头立一石碑，碑文为虞世明所书：方树林师父传人虞世明捐建。

（有删改）

庙宿

陆鑫

“冷庙茶亭，街头路尾，只有要饭叫化的人，只有异乡流落的人，才在那里过夜。有个草窝的人任凭是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自己的窝里去睡，何况有高床板铺的人家!”一一个夏天的清早，我还闺着眼睛睡在床上，就听见父亲这样大声地申饬着。

这话是对我的表弟而发的。“舅父，我和邻哥儿到沙滩上捉蟋蟀，直到夜深，便和他们在茶亭里睡了一觉，天一亮我便跑来这里了。”说着颇带得意的神色，却不料遭了一顿斥骂。

听了这隔面的教训之后，我益发不敢自由放肆了。虽则我渐渐地不满意起我所处天地的狭小。①我幻想，假如我能睡在溪边的草地上过夜，可以任意眺望，草地上到处长满了花，红的，白的，紫的，十字形的。钟形的，蝴蝶形的……

我在父母的卵翼底下度过了平安的童年，我第一次觉得人生的旅途并不如幻想那般美丽，是我十八岁的一个夏天。

我从K地回家去。到了一个叫作长毛岭的地方，走到岭脚的时候，突然一种晕眩攫住了我。“休息一回罢。”我想。附近没有人家，离大路五十步远一株大枫树底下有一座庙。案前烛台上亮着几双蜡烛，炉里香烟绕缭着，这倒不是冷庙呢。一阵沁人的香气在风中送来。抬头一看，庙前的照壁上攀满一墙的忍冬花。我便倚在香案的脚上假寐着，养着神。

太阳西坠，人归，鸟还林。②暮色好像悬浮在浊流中的泥沙，在静止的时候便渐渐沉淀下来，也如沙土的沉淀一样，有着明显的界层。那时我所坐的庙位在山麓当然是暮色最浓最厚密的地方，岭腰是半明半暗，而岭的上面和远山的顶则依旧光亮，透明。一只孤独的鹰在高空盘旋着。那儿应该是暮色最稀的地方，也许它的背上还曝着从白云反照下来的阳光呢。

看看这庙里并不肮脏，看看这一墙的忍冬花清香可喜，一种好奇的心突然牵引着我：“既然走不动，便在这香案底下睡他一宵，且看他怎样?”庙宿虽是初次，我也不胆怯。明天，病好了，天未明前便起身走，一口气跑到家……

忽然我记起从前父亲责骂表弟的话。当时他这样大声地呵叱是故意叫我听见的么?是预知我有一天会在外边逢到山高水低，为免却这“迟行早宿”的嘱咐，便借着发怒的口吻，寓着警戒之意么?世间的父母，辛勤劳苦地为他们的子女都预备了一个家，大的小的，贫的富的，希望子女们不致抛荒露宿，而世上栖迟于荒郊冷庙中者，又不知有多少人!

“咦，你是×镇来的么，天黑了，坐在这里做什么?”一位中年妇人拿了一个香篮踏进庙来，熟视我的脸，惊讶地问。“是×哥儿吗?”

这种不意地直呼我的奶名怔住了我。我想否认，但说不出口。

“你认不得我，难怪，十多年头了。我是你的堂姊。小时候我时常抱你的。”她急促地把自己介绍出来，毫无疑义地她的眼睛不会看错。

我知道这位姊姊的名字，我也知道这位姊姊的命运。小时候我确是晨夕不离地跟着她的。她抱我，挽我到外边去采野生的果实，拔来长在水边的“千斤草”编成胡子，挂在我的耳朵上。端午时做香袋系在我的胸前。抱我睡的时候也有。有一次还带了一只大手套，在黑夜里把我吓得哭起来，那时我已有牢固的记忆了。在她出嫁的一天，好像并不以离开我为苦，在我哭着不给她走的时候分明地嫣然笑了……

看我一声不响，大概知道我有不得已的情形，便不再追问，只是热情地说，“天黑了，到我家去过夜，脏一点。”

接着连推带挽地把我拉进她的家。这不是家，这是庙左旁的一间偏屋。刚才我从右边进来，所以不曾留心到。③屋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灶，没有鸡，没有猫，没有狗，没有孩子，也没有老人，这不像家。

我在床沿上坐了下去并且回答她我是她的堂弟，她好像异常高兴似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雇把轿子呢?你在外面读书的，像你这样真有福气。你们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人。”

接着答我的问句，话便川流似的滔滔地流出来。她诉出了她一生的悲苦，在弟弟的面前诉说悲苦是可耻的呀，以前不是我每逢受委曲的时候跑去诉给她听的么?但是她还得这样地诉说着，世上她已无可与诉的人了。她说到她如何受丈夫的摈弃，受自己同胞兄弟的摈弃，受邻里叔伯的摈弃，如何失去她的爱儿，如何成了一个孤独伶仃的人。

她年纪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她又告诉我怎样来这庙，每天于早晨傍晚在神前插几炷香，收一点未燃完的蜡烛，庙里每年有两石租谷，她每年便靠这租谷和香火钱过活，勉强也过得去。

“靠来靠去还是靠菩萨。”慑于人之不可靠而仅能乞灵于神，她吐出这样可悲的定命论来了。听说我病了，她便收拾起她未说完的话，赶紧到灶下点起一把火，随即在屋的一只角落里拿来一束草——这类似薄荷的药用植物在家乡是普遍地应用着的——放在锅里煎起来，一面把她自己的床铺理了一理，硬要我睡下，又在什么地方找出一包红糖，泡在汤里，热腾腾地端来给我。一边抱歉似的说，“糖太少，苦一点。”

在她端汤给我喝的时候，这步行和端碗的姿态仍然是十多年前我熟识的她。我熟识她的每一个小动作。我感到安慰，我感到欣喜，在眼前，这化身为姊姊形态的家的温柔，令我忘了身在荒凉的岭下。她催我睡，不肯和我多说话，自己在床前地上展开一个旧毡陪我，我在这抚爱的幸福中不知不觉地睡去。

次展动身的时候，她为我整整衣领，扯扯衣襟，照着从前的习惯，直到我走到岭的半腰，回头望这古庙时，她还兀自茫然地站在那里。

④“有家的不论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去……”父亲的话始终响在我的耳际。

(有删改)

山地回忆

孙犁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登在一块石头上，砸开冰口， 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

“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 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

“你怎么骂人?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 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 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我还得往上走！ ”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 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的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  了我们的饭，还漱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 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也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 ”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那是讲卫生吗？ ”她 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 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 ”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 会悲观的。 ”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 ”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

“说什么? ”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 ”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 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 ”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 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五天后，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 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

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 你的光吗? ”

“怎么沾了我的光? ”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 月，赚了多少钱? ”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

“够干什么了? ”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 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 累得浑身 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 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 口那个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 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 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选自 1949 年 12 月《白洋淀纪事》，有删改)

文本一：

支队政委（节选）

王愿坚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

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是块白石头刻出来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一定！”

他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政委，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一个挎包，对我说：“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疑惑惑地背起他，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大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面一背，厉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搭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叫过小林，轻经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没有器械，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

“快，快下手哇！”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地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伤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今，我命令你：挤！”

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再追上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他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是一阵猛抖。

一连两次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扭头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想住手的打算，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撩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他手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险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有删改）

文本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节选）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到了1935年6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①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9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陈毅痛得像得了舞蹈病似地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②

[注]①见陈丕显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②材料来自1984年3月23日对胡华的采访。（过家鼎等译，有删改）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女孩被一个中年妇女领进来。中年妇女是女孩的舅妈。

舅妈说：“小姑子很任性，因为恋爱，断了和我们来往。三年前，我们来找她时，已经看不到她了，只剩小外甥女独自在家。我们找了三年，只好放弃了，就当是死了，所以才请您来她家里给画张像。”

我师傅杨宝丰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

师傅说：“我要她的照片。”

舅妈只找到一本相册，照片却一张不见。

舅妈问女孩：“小卿，照片呢？”

小卿指了指在墙角处放着的脸盆，盆底有一层燃烧后的灰烬。

舅妈无奈，只好回自家去找。

小卿却对我说：“我娘没死。”

“那你娘去哪儿了？”

“找我爹去了。”

“那你爹去哪儿了？”

“我娘说，我爹去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知道。”

舅妈回来了。把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

师傅眉头一紧，盯着照片，似在认真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我开始做准备。师傅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我在素描纸上打着方格，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

师傅缓缓睁开眼，目光在纸上扫视一遍。阳光正好照在方方正正的格子上，那格子犹如一个个开着天窗的房间，敞亮而温暖。师傅起身，净手，擦干，然后端坐在桌子前，拿起铅笔开始画头像的轮廓。他画得很慢，比平时要慢许多。

舅妈坐在一边数落：“兵荒马乱，一个女子，不找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守着自己的小家，天天在外面疯跑。”

师傅紧皱眉头。

她喋喋不休。

天擦黑的时候，师傅才把铅笔稿画完。

第二天画像的过程仍然艰辛。

以往每一次，都是从眼睛画起。而这一天，1944年春天的一天，师傅犹豫了片刻，然后，用小楷毛笔沾上炭精粉，笔落在了鼻子上。鼻头的阴影慢慢地擦出来了，当师傅用炭精粉擦出第一笔黑色的线条时，像是广阔的平原上，吹过来一股春风。

第三天，师傅画了脸部。

第四天，他才最后画眼睛。到傍晚，他再也画不动了。素描纸就放在桌面上，我用宣纸把素描纸蒙住。我看到，师傅的右手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从来没有过这么难熬的作画过程。

第五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小卿家。我掀开宣纸，惊得大叫。宣纸下面是空荡荡的桌面。

舅妈把小卿喊进来，吼道：“前两天你把你娘的照片烧了，这次你又把画像弄到哪里去了？”

小卿憋着眼泪，不答话。

师傅安抚她：“不关你的事。别怕。”

接着，师傅淡定地说：“我重画。”

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每一天下来，他都疲态尽显。返回的路上，听着他软弱无力的脚步声，我不忍心地说：“师傅，要不我们放弃吧。”

师傅说：“不能。”

师傅回答得那么坚决。肩上画夹中那张薄薄的素描纸，仿佛有雕塑般的形态，厚重了许多。

又过了五天。画像告成的那一刻，师傅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他闭上眼，没说一句话。爱说的舅妈，也变得沉默了。小卿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痛哭。她一直相信，母亲一定会在某个黎明时刻，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当她看到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时，也许她意识到了那个黎明永远不会到来。

我背着画夹和师傅回到店里。

不知睡了多久，暗夜中传来细碎的声音。我爬起来，摸向柜台——画夹不见了。借着淡淡的月光，只见浓浓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人，打着了火，在烧什么东西。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

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起画像的事。一年后的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我盘下了那个小店。一边画像，一边等师傅，就像小卿等她的母亲一样。又过了一年，遥远的枪炮声终于来到了城外，清晰而响亮。

1951年的一天，画店里进来一个姑娘，说想请我给她娘画张像。

我觉得眼熟：“好的，把照片给我。”

“有照片，但不在我手里。”

“没有照片我画不了。”

“我是小卿。”她说。

我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不知是因为见到小卿，还是想到了当年画像时的师傅。我小心地问：“找到你娘了吗？”

小卿说：“一直在寻找。有一天，舅舅突然来到学校，拉着我狂奔到烈士纪念堂，我们站在一张照片前，是一张合影。合影上是四个微笑着的人，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我惊呆了，我越看，其中一个越像我娘，我失声痛哭。后来，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告诉我，她是照片中的另一个女人，他们四个是战友。她让我叫她黄姨。她指着我娘左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对我说，那是你爹。”

我跟着小卿来到烈士纪念堂，看到了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虽然清晰度不高，但他们四人快乐的笑容溢出了照片。我紧紧盯着照片右首的那个男人，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指着照片惊呼道：“小卿，你看，那个人，那人是我师傅。”

黄姨领着我和小卿来到一个烈士墓前，她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师傅，这里面埋着他的一顶帽子。黄姨说，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开了一家画像馆。我这才知道，我师傅叫宋咸德。

我潸然泪下。

（选自《十月》2021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