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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6-2017学年湖南蕲春县高二上期中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阎肃: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棵“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准确的两项是(    )

A、开头运用排比句式来增强表达的气势,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不同角度概括出阎肃在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高度赞扬了他的人格魅力和如火热情的巨大影响。 B、阎肃创作的《红梅赞》让歌剧《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他也通过“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的歌词表达出自己为时代、为人民而歌的奉献精神。 C、阎肃说的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正是这种军人情怀让他无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 D、材料通过对阎肃创作的众多作品的艺术评价以及对他一生传奇经历的回顾,高度赞扬了阎肃所具有的高贵品质和精神追求,表现了阎肃这位时代歌者的非凡人生。 E、阎肃创作的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能够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促进民族的复兴。
(2)、作为一篇人物通讯,本文在内容组织、行文技巧、语言表达上有什么特点?请简要回答。

(3)、阎肃在文艺上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有哪些?请简要分析。

(4)、阎肃被誉为“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的高尚追求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不平凡的求学生涯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清华当年招生的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钱伟长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更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望“题”兴叹,而钱伟长却答得分毫不差。钱伟长的文科好,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书先生,四叔是著名的文科学者钱穆。他中学的文史老师,则是语文学家吕叔湘。钱伟长自小看古书长大,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可是,19岁的钱伟长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

       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他决定转学物理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于是钱伟长几次跑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吴先生被这位青年的爱国热情打动了,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钱伟长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早起晚归,极度用功。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四年后,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天才’,而只是相信人的才能是用艰苦的劳动培植出来的。奋发才有为,勤学才有识。”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于是师生俩开始共同啃这块硬骨头。的确,板壳内禀理论是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寻求这种联系。经过半年多努力,用掉了几尺厚的草稿纸,他终于以严谨简约的张量分析为基本工具,建立了板壳的基本理论,对原有的各种论述进行分类,提炼出本质的核心内容,找到了一组统一的方程式。

        与此同时,辛吉教授通过另一途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1941年,他们合写成了一再为人们称道、引用的著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该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28岁的钱伟长,是文集作者中最年轻的学者、唯一的中国人。爱因斯坦看后也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特地推荐,钱伟长到了冯·卡门所在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到德国导弹的袭击,英国首相邱吉尔很着急,向美国求援,问题转达到冯·卡门那里,钱伟长提出了一个对运行的导弹加以干扰迫使其射程减小的方案,立即得到采纳。因此战争中尽管伦敦东码头区遭到德国导弹破坏,市中心却安然无恙。邱吉尔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说美国青年人很厉害,但实际上应该说:中国青年人很厉害!

(摘编自戴世强《钱伟长小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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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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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学习航空,参加了FD-l飞机的设计工作,学成回国后从事运输机设计等工作。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首批受命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有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等,同时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科技人才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未涉足飞机设计。徐舜寿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

    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Il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为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分析论证,徐舜寿认为,第一架飞机应当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后定名为歼教-1飞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也是新中国设计队伍建设的需要。况且,中国初步积累了生产、使用和维修飞机的经验,并成功仿制了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战斗机;同时,我国已经具有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工业基础。

    徐舜寿很重视苏式飞机的研究,到任后也倡导设计人员认真研究苏联各类型号的飞机和各种技术手段,而他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被苏式飞机框住,他的想法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因而,他在后来歼教-l的设计中,选用了美英式的两侧进气方式,而没有沿袭苏联传统的机头进气方式。这种两侧进气的布局先后被用到我国的强-5飞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战斗机上,后来苏联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改用了两侧进气。

    1958年7月26日.正式试飞。首飞成功后,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歼教-1的庆功会,并观看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飞机设计室曾提出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设想,初始方案尚比较实事求是:马赫数1.4,升限18000米。由于形势变化,飞机设计指标一路攀升:马赫数急剧上升至1.8.2.0。看到不尊重科学规律的种种现象,徐舜寿大胆直言: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研制这一种飞机的条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徐舜寿主持、组织或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l、初教-6、强-5、歼-8、轰-6、运-7......伍修权将军曾撰文回忆他:“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解放初期,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1953年,四局的情报资料部门新到了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徐舜寿看到后,当即着手将其翻译出来,供我国航空院校和飞机设计部门使用。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苏联米格和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每次有人去北京出差,他都会嘱托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的航空期刊、书籍,引导青年技术人员不断学习。

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他把能请来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文革”中他被逼写汇报材料时这样写到:“开始设计歼教-1,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xxx.结构强度××等等。”徐舜寿故意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担心这些人受到牵连。据顾诵芬院士回忆,这些隐去的人都是我国出色的专家、教授。(摘编自张盛秋《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等)

相关链接: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划为右派,担心飞机设计事业会陷于瘫痪。而后,徐舜寿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百度百科)②在徐舜寿的领导下,飞机设计室成为培养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后来我国成立了多家飞机设计机构,其技术骨干几乎都来自这个飞机设计室。这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等。③陈一坚说“在飞机设计与航空理论的研究上,徐舜寿和昊大观都是我的导师、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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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陆谷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著名救育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脑梗中风,数日抢救无效,于昨天13时39分结束了他77岁的学术人生。陆谷孙先生是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更是作为累计印数超过千万册的《英汉大词典》主持编撰者,将名字刺在这个时代,并为翻译界学者、社会学习者所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陆谷孙先生的父亲陆达成精通法文,曾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外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陆谷孙先生开始接触英语,培养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使他日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造诣颇深。陆谷孙先生晚年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有人提出的“母语教育令人担忧,因为英文教育太盛行”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没有合格的英文,难称合格。”

    1976年,陆谷孙先生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他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先生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在17年成书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先生坚持到最后。直到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全书4203页,1500万字。校对完最后一页后,陆谷孙先生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终于可以“痛快地睡了一觉”。《英汉大词典》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后来,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不过,陆谷孙先生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面对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一直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陆谷孙先生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热爱教书的他,从教30多年来未曾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再忙再累,学生的需求与教学安排总是第一位的。行政、科研,加上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工作量远超出了学校规定,名列全系第一。

    1994年陆谷孙先生被授予复旦“杰出教授”荣誉,自然也就没有退休的概念,除去因为身体缘故而不能再继续的课程,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个学期的课,英美散文是他的经典课程,旁听的学生总是坐满教室。2014年的陆谷孙先生已是74岁高龄,由于身体不适,他才同意学院将他的课程设为与其他老师共同完成。先生的课堂魅力还是征服了前来听课的每个学生。人格魅力,是所有学生对先生的一致评价。

    从他留下的许多金句中,也能感受到为师者的一种风骨——“即使职称的光环去尽,我还是我: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摘编自2016年7月29日《青年报》)

相关链接:从1996年11月开始,我就跟随陆先生编写词典。先生热忱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一直激励着语言基本功底较为薄弱的我,给予了我无比的信心。读博期间,先生甚至还委我以重任,将外研社版《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的一部分编写任务交予我,最后出书署名时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而对于复旦教诲过自己的恩师,先生始终不忘,用先生的原话来说“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先生不仅在与小辈聚餐时时常提及往事,而且曾多次撰文回忆诸如徐燕谋、葛传槼、杨岂深等先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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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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