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头

    叫头，是剡剧界的行话，也就是起调。一声“妹妹啊”，曲调婉转，情意缠绵，那是李兰芬“李派”的叫头，风靡剡剧界已半个多世纪。

    李兰芬台上演的是小生，风流倜傥，台下却是非常内向的人。

    早在解放前，就有小报一直关注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她与搭档杨素娟因为一个男人闹掰了，结果各换了搭档，不再同台演出。

    不久解放了，小报记者转行的转行，镇压的镇压，出逃的出逃，这事也就湮没无闻。

    文革中她们都被打倒，受尽折磨。也曾有人让她揭发杨素娟，她只字未吐。可是杨素娟还是死了，死得很惨烈，喝药水自杀，煎熬三天，死不了，又从后阳台跳下，才算闭了眼。

    文革后，众姐妹纷纷复出。独有李兰芬闭门谢客，不再上台。

    她独居一院，莳花弄草，颐养精神。院中有一株梅花，每当最冷之时，幽然开放。尤其是雪夜，暗香浮动，清冽动人。李兰芬提灯绕行三圈，轻声哼唱——妹妹啊!

    她在等一个人。

    不出半年，这个人果然来了。她不是别人，正是杨素娟的女儿杨小娟。

    今年是杨素娟辞世十周年，杨小娟正在筹办一场母亲的纪念演出。她想请李阿姨出山，压轴演出她们的代表作《梁祝·楼台会）。可是李阿姨已经封箱，她怕不答应，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李兰芬一口答应。她告诉杨小娟，这一声叫头“妹妹啊”，就来自她的母亲。杨素娟当年有“刘剧西施”之称，李兰芬初入梨园，几次出了差错，都亏得杨素娟及时补台，生活中也是情同姐妹。后来二人搭档出演《梁祝》，本来只是念两声“妹妹”，而李兰芬偏是入戏极快也极深，情不能自已，脱口而出，添唱了“妹妹啊——”这个叫头。从此，成了“李派”的标志性起调。

    演出当晚，李兰芬早早来到剧院，在后台“默戏”。搭戏的杨小娟就坐在她旁边，她怔怔地看着，说：你多像你妈!说得杨小娟眼睛一酸。

    《楼台会》的戏很热烈，李兰芬一出场就博得了满堂彩。“妹妹啊——”一声叫头，深情款款，让戏迷们过足了瘾。虽然有点老胳膊老腿，但是，演着演着，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李兰芬恍惚觉得是与杨素娟演对手戏。那时候，杨素娟也是这般模样，俊俏可人，惹人喜爱。本来，她们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可是一个记者走进了她们 的生活。他先是围着自己转，她总是淡淡的，一起出去，也拉上杨素娟。结果，一路上，她没说几句话，全是杨素娟咯咯的笑声。

    她对这个油头粉脸的人没好感。可是，她不放心杨素娟，怕她遇人不淑；几次劝说无果，然后就是彼此的害怕见面和见面后的无语……

    那一年黄昏，她听到了杨素娟惨死的消息，一口血涌了上来。

    “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千叶莲……”

    戏已经演到高潮。她已多年没演戏，这会儿越演越烈，感觉浑身发热。杨小娟分明是杨素娟。素娟啊素娟，她眼睛发呆，心痛如绞。

    当年给她和杨素娟平反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冤有头债有主，是谁诬陷杨素娟了?当她知道果然是他时，沉默了。

    “只道苍天佑良朋，满怀悲愤无处诉……”

    她一口血真吐了出来。杨小娟没在意，因为戏演到这时，是有个吐血的动作。台下鸦雀无声，也没在意，反觉得李兰芬作为老艺术家，果然不同凡响，演得跟真的似的。

    当嗓子卡住，又吐了两次时，杨小娟意识到出事了。

    终于，李兰芬软倒在了舞台上，幕布匆匆拉上。

    李兰芬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李阿姨你没事吧?好些没有?”

    李兰芬拉着杨小娟的手，轻轻地说：“小娟，对不起，我演砸了!”

    “没有，你太投入了，观众都掉泪了!”

    实际上，这也是李兰芬的告别演出。从此，她再也没有登上舞台，只能对着院中的那株梅花，默默吟唱。而关于那口真血，一时传遍了全城。

    她缠绵病榻，经常梦见杨素娟，是解放前的杨素娟，穿着旗袍，款款向她走来……

    杨小娟来看她，她屏退左右，喘着气，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她——出卖她母亲的正是她的生父，也就是那个油头粉脸的记者。

    “本来，我想永远烂在肚子里，可这对你妈不公……”

    临终之时，身边的人看到她的嘴一翕一张，仿佛在唱“妹妹啊——”

（有改编）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望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节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黄油烙饼

汪曾祺

    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爸妈在很远的外地工作。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裤子。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再就是给他做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奶奶把饭做好了，就在门口嚷：“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公社食堂。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可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她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呼喽呼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在呼喽呼喽。他想，奶奶可能呼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起来了，呼喽呼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

    爸爸冬天回来看过奶奶。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有“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还是给奶奶留下。奶奶把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第二年春天，奶奶就不行了，她浑身浮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柜子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萧胜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眼泪淌湿了枕头。

    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一些能用的锅碗瓢盆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爸爸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一辆牛车来接他们。他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萧胜的爸爸是学农业的，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妈是学画画的，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他采了很多蘑菇。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子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这是要干啥呢？爸爸说，要开会。会开了三天，参加会议的人在食堂的包间里吃了三天大餐。萧胜每天去打饭，闻到包间里飘出的各种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的奇妙香味他连闻都没闻过。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他们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擀了两张黄油面饼。烙熟了的黄油烙饼发出的香味，和食堂里的一模一样。妈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大哭起来，边哭边高叫了一声：“奶奶！”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有删改）

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落实

许世杰

    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一阵轻微的鼾声，总算打破了会议室里令人窒息的沉寂。在县教育局汪副局长不满的目光下，有个胳膊肘悄悄捅了捅垂头打盹的人。于是，室内空气又凝滞了，连临窗张挂的“全县二十年以上教龄老教师座谈会”红布横幅，都纹丝不动。

    一个低柔的声音：“翁老师谈一谈？”梳着两把短刷子的女秘书终于忍不住了，她脸涨得通红，胆怯地窥察着汪副局长的表情。

    刷——！从全场二十余双老师的眼睛里，立刻射出或热或冷的束束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在翁思茂身上。

    翁思茂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依然凝视着什么，呆呆地出神。迎面墙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标语，正牵缠着他的绵绵思绪。

    二十五年了！如今，大学同学有的已经成了大学的副教授、编辑部的副编审、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而他——大学的高才生，由于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被分配在远离省城的县立中学。至今，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陪伴他的，也仍然是那简陋的校舍，坑洼不平的黑板，夏漏雨、冬灌风的住房。当然，变化也是有的，他已经鬓发斑白、瘦骨嶙峋；他那“银河”对岸的爱妻，也总算熬到了身边，虽然已经瘫痪在床，又吃了劳保，人事关系还在外地……

    一个清脆的声音：“请翁老师谈谈吧！”当女秘书隔着屡屡青烟，看到汪副局长温文尔雅地点着头，肌肉松坠的脸上现出不大明显的笑容时，便鼓起了勇气。

    “啊？”翁思茂从冥思中惊醒，“我——”

    能谈些什么呢？如果是在一个月前，他一定会动情地向大家讲述，汪副局长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多次到家里问寒问暖、同他交朋友的经过。一次，得知他爱人看病竟是自费，原单位不予报销时，汪副局长气愤地站了起来：“岂有此理嘛！这样吧，把医药费单据给我，由组织上帮你交涉好了。”翁思茂眼里闪着泪花，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好领导，他的心就暖了，劲就足了，即使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再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汪副局长悄悄流露出为了让女儿考上大学，希望请个老师辅导辅导的意思之后，翁思茂便一口应允了。

    “汪副局长同翁老师交朋友的事，省教育厅通报表扬了。请翁老师谈谈体会吧！”女秘书又催了，翁思茂礼貌地欠了欠上身，尴尬一笑，青筋暴露的右手置于胸前，拇指、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拢在一起，就像平日在讲台上捏着一支粉笔那样：“体会嘛……”

    体会？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因为，有两件事使他非常伤心。在高考报名的时候，汪副局长的女儿委屈地说：“翁老师，我想报师范，可爸爸说什么也不让。”

    “噢？不会吧？”

    “不骗您，我爸爸冲我瞪眼说：‘当一辈子老师有什么出息！’”

    没过几天，这个女孩拿着几张医药费单据：“翁老师，这是阿姨的吗？”

    翁思茂接过一看，惊愕了，原来正是去年交给汪副局长的那几张。

    “我在字纸篓里发现的，保准是您给我补课时掉在我们家的。”

    翁思茂双手颤抖，几张单据被撕得粉碎……

    女秘书不耐烦了，蹙眉代替了笑脸：“体会、希望、意见什么的，都可以谈谈。”

    “好吧！”翁思茂严肃、冷静，“我对局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提点希望和意见。不多，只十二个字：端正认识、不弄虚假、落到实处！”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室的空气总算活跃了……

（选自《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忧你了，我们继续镇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地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茼拔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