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②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脚踩下去,“咯吱咯吱”，听着这声响,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③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揣摩外面的世界。

    ④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汉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稳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纸裁成，针线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大拇指和食指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⑤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要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限。吃的不用花钱，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母亲自己做，很少吃菜；穿的也不用花钱，家里有织布机，公家按人头发的布票极少用——偶尔买几尺布为孩子做新衣裳。 盐，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⑥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我拔猪草使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小心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镇走去。

    ⑦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双庙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绛帐镇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大地方的火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⑧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小干部模样——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几乎快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 身看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噗通噗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那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我没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那好吧。”

    ⑨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攥住布兜，麻利地解开口袋，他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⑩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工，宛如天仙。

    我在坡口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路上，我痛苦地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母亲忙碌一天，天未亮即起，暮色四合方收工，一日三次劳作，也就像母鸡下了一只不大不小的蛋。生产队男劳力每天十分,女劳力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我 家的那只来航鸡，平日里隔天产一只蛋，心情好的时候，每天拱出一只热乎乎的蛋。偶尔会有一只鞭炮炸响，那声音异常好听，年就在跟前。过完年我又长了一岁，那时我盼望一夜长大，好帮母亲一把，哪怕每天只挣四分工——半只鸡蛋的报酬也好，我至少能像母鸡那样有用了。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使劲踩着窟窿，比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它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 气，但大人们都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 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有一次，我梦见路上躺了无数枚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桀骜不驯的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这便是我对钱的记忆。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有一夜，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大自然的语言（节选）
      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
       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一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四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因为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
       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

总有人为弱者转身

马德

       ①窗外，乌云布满了天空，天气变得闷闷的。办公室里也昏暗了起来。

       ②陶安说，我爸爸说了，他不来。

       ③陶安的父亲是个酒鬼，陶安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一家狗肉馆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嘴里骂骂咧咧的，说，别说是你们老师，就是市长见我，我也不见。陶安有爹有娘，却比孤儿还孤单。他上学，一直是姐姐在供着，姐姐一个人漂在北京，很不容易。

       ④崔老师泡了两袋方便面，汤水足足地，端到陶安面前说：“赶紧吃了，你饿了吧！”陶安端起泡面的缸子，还是不敢看老师，蹲下来，吸溜着吃了起来。吃着吃着，两颗很大的眼泪落在了缸子里。

       ⑤下午，宿舍里，一个学生丢了钱。满宿舍的人，都认为是陶安偷的。原因是，下午就他一个人回过宿舍。陶安说，我没拿，我真的没拿过钱。其中一个不由分说，一下子扑上去打了陶安，还说，不是你偷的，谁会偷？你说还会有谁偷？陶安站在那里，一下手也没还，任由那个学生拳打脚踢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说，这钱不是我拿的，这钱不是我拿的。

       ⑥拿，拿，拿，你连个偷都不想说。另一个学生恶狠狠地一脚飞踹过来，陶安“咕咚”一下子就被踹倒了。倒了的陶安，愤怒地盯着对方，眼里像要着了火，但没有站起来反抗，在地上坐了好半天。

       ⑦班主任崔老师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把陶安领到办公室，问他情况。“老师我没拿，我真的没拿别人的钱。”陶安深深地埋着头，不敢看崔老师的眼睛。崔老师“嗯”了一声，然后，轻轻为他拍去裤子上的脚印。

       ⑧“老师也知道你没拿，你不会拿别人的东西，你也不是那样的孩子。”崔老师故意在最后一句话上加重语气。望着一脸无助的陶安，崔老师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

       ⑨陶安突然抬起了头，盯着老师看。刚才老师的一叹，像针一样，扎在了他的心上。

       ⑩几天后，崔老师在班里开了个主题班会。主讲人是请来的，陶安看了一眼，心里就“咚咚”地跳，他知道这一定是崔老师故意安排的。同学们很兴奋，因为主讲人有在那所著名大学就读的资历，实在是让他们仰慕。那天，请来的人滔滔不绝，讲了很多学习方法，以及为人处世之道。最后，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⑪“我在学业之余，常在外面打零工。有一次，在一家餐馆帮忙，不知道是谁碰倒了一摞餐盘，碎了一地。收工的时候，老板问是谁打掉的，开始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却都指向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孤儿，一只眼睛先天弱视，仿佛他打碎餐盘，是天经地义的。谁知老板一笑，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外面被人打了，回家后还要被妈妈打一顿。然后，还要等着打我的孩子来，妈妈抱着我，让那个孩子打，打够了才走。这件事，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当人穷了，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有一种天理，叫蛮不讲理；有一种公道，叫惨无人道。而且，在这样的公道和天理面前，你还得装聋作哑。仿佛，所有这一切，都是你应该承受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弱者申辩理由。但我相信，这个尘世，一定会有人为弱者转身。因为，永不泯灭的良知，就像太阳一样在头顶照耀，也总有人会因为良知，而为弱者转身。’老板的话结束后，那个碰摔了盘子的人主动站了出来。果然，不是那个孤儿！”

       ⑫同学们中间随即响起了一片掌声。陶安也坐在下面鼓掌，黑黑瘦瘦的身子，颤抖着，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瞬间，他泪雨滂沱，哭成了泪人。看着主讲人，他嘴里不停地喃喃着两个字：姐姐……

                                                                                                                                                                             （选自《今日文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