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老人

贾大山

    庙后街，是县城里最清静、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山门殿宇早坍塌了，留得几处石碑，几棵松树，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气象苍古。寺院西南两面是个池塘，清清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寺院虽破，里面却有一座钟楼。那是唐代遗物，青瓦重檐，两层楼阁，楼上吊着一只巨大的铜钟。据说，唐代钟楼，全国只有四个半了，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只是年代久了，墙皮酥裂，瓦垄里生满枯草。若有人走近它，老人就会隔着池塘喝喊：

    “喂﹣﹣不要上去，危险﹣﹣”

    老人很有一些年纪了，头顶秃亮，眉毛胡子雪白，嗓音却很雄壮。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告诉我，他是看钟楼的，姓杨，名莲池，1956年春天，文保所成立不久，就雇了他，每月四元钱的补助，一直看到现在。

    我喜欢文物，时常到那寺院里散心。有一天，我顺着池塘的坡岸走过去。

    “老人家，辛苦了。”

    “不辛苦，天天歇着。”

    “今年高寿了？”

    “谁晓得，活糊涂了，记不清楚了。”

    聊了一会儿，我们就熟了，谈得很投机。

    老人单身独居，老伴儿早故去了。他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有米、面吃就行。两个儿子都是菜农，可他又在自己的院里，种了一畦白菜，一畦萝卜，栽了一沟大葱。除了收拾菜畦子，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荷叶，有时也拿着工具到寺里去，负责清除里面的杂草、狗粪。﹣﹣这项劳动也在那四元钱当中。

    他不爱说话，可一开口，便有自己的道理，很有趣味。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和所长去看他，见他一人坐在院里，很是寂寞。我说：

    “老人家，买台电视看吧。”

    “不买。”他说，“那是玩具。钱凑手呢，买一台看看，那是我玩它；要是为了买它，借债还债，那就是它玩我了。”

    我和所长都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他的精神也很好，不住地说话。他记得那座寺院里当年有几尊罗汉、几尊菩萨，现在有几块石碑、几棵树木，甚至记得钟楼上面住着几窝鸽子。秋夜天凉，我让他去披件衣服。他刚走到屋门口，突然站住了，屏息一听，走到门外去，朝着钟楼，放声喊起来：

    “喂﹣﹣下来，那里玩不得呀!踩坏我一片瓦，饶不了你……”喊声未落，见一物腾空一跃，逃走了。我好奇怪，月色虽好，但究竟隔一个池塘呀，他怎么知道那野物上钟楼呢？他说他的眼睛好使，耳朵也好使，他有“功夫”。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死了。那天上午，我到城外给父亲上坟，看到一棵小树下，添了一个新坟头。坟头很小，坟前立了一块砖，上写“杨莲池之墓”。字很端正，像用白灰写的。我感到太突然了。想着他生前的一些好处，就从送给父亲的冥钱里，匀了一点儿，给他烧化了……

    当天下午，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想再看看他的院落。一进院门，吃了一惊，屋里传出了欢笑声。推门一看，几位老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在地下，正听他讲养生的道理。

    我傻了似的看着他说：“你不是死了吗？”

    老人们怔住了，他也怔住了。

    “我在你的坟上，已烧过纸钱了!”

    “哎呀，白让你破费了!”

    他笑了，笑得十分快活。他说去年冬天，到城外拾柴火，见那里僻静，树木也多，一朝合了眼，就想“住”到那里去。见那里的坟头越来越多，怕没了自己的地方，就先堆了一个。老人们听了，“扑哧”笑了，一齐批判他：好啊，抢占宅基地!

    天暖了，他又在池边抱膝而坐，看天上的鸽子，水中的小荷……有人走近钟楼，他就隔着池塘喝喊：

    “喂﹣﹣不要上去，危险﹣﹣”

    清明节，我给父亲扫墓，发现他的“坟头”没有了，当天就去问他：

    “你的‘坟头’呢？”

    “平了。”

    “怎么又平了？”

    “那也是个挂碍。”

    他说，心里挂碍多了，就把“功夫”破了，工作就做不好了。

（摘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有删改）

绿风

陈忠实

    大约是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的末尾，即我下决心从都市返归故居的那一年，据说是关中几十年不遇的一个湿夏。

    那天晚上交过子夜睡得最酣的时刻，一声天崩地裂似的响声震得我从被窝里蹦起来，坐在炕上足足昏厥了五分钟。当我肯定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也就判断出来后院里可能有小的灾变发生。我打着手电筒出了后门，后坡上滑坡了——我祖居的房根距后坡充其量不过十米。

    我吓得再也无法入睡，坐等到天明一看，才真正地惊恐了。绿草和树木全部倾覆在后院里，和泥浆石头搅缠在一起。坡上竟是一片白花花的沙石鹅卵石堆积起来的沙坡。我从有智能的年岁起，就记得这后坡上长满了迎春花，每年春天便率先把一片金黄的花色呈现给世界也呈现给父亲。父亲年年都要说一句：迎春花开了！然而父亲也说不清是我们家族的哪一位祖宗栽植的，反正整个后坡上都覆盖着迎春花的厚茸茸的枝条，花丛中长着一些不能成材的枸树榆树和酸枣棵子。现在完了，什么树什么花什么草全都滑塌下来，和泥浆砂砾搅缠堆积在坡根下捂死了。陡坡上也不知被掩盖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砂砾重新裸露出来，某种史前的原生原始的气韵瞬间使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畏怯。我联想到一架骷髅，这骷髅确凿又是我们祖先我们家族里男人的骷髅……一种从家族墓穴里透出的幽冷之气直透我的骨髓。

    我在那一刻便想到了覆盖，似乎不单是覆盖那一片史前的砂砾，而是把家族的早已腐蚀净尽血肉的骷髅覆盖起来。我要栽树，植草，然而须得等到秋后。

    树叶落光白露成霜的秋末冬初是植树的好时节。我到山坡上挖了十余株野生的洋槐树，很随意地栽下了。所以随意，是我深知洋槐树生存能力特别强，一般树难存活的贫瘠干旱的石山河滩都能繁衍它的族类。然而我也不能太随意，在那很陡峭的沙坡上挖下坑，再给坑里回填上肥沃的一筐黄土，以便它能扎根。我相信，在这一堆黄土里扎下根来，它就可能再把它的根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伸向砂层。

    当这一批指头粗细的小洋槐绽出绿叶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浮想联翩。一束一束鲜嫩的绿枝绿叶婷婷于沙坡上，一种最悠远的古老和新近的现实联结起来了，骷髅和新生的血脉勾连起来了，生命的苍老和生命的鲜嫩融合起来……无法推演无法判断家族悠远的历史，是一个从哪儿来的什么样的人在这里落脚或者可能是落草？最先是在山坡上挖洞藏身还是在河滩上搭置茅草棚？活着的最老的一位老汉只记得这个家族出过一位私塾先生，“字写得跟印出来的一样”。这位先生可能是近代以来家族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后人只记着他和他的字并引以为骄傲……整个家族的历史和记忆全部湮没了，只有一位先生和他写的一手好毛笔字的印象留传，家族没有湮没的竟然只是一个会写字的先生。

    洋槐很快就显出了差异，栽在坡根下有黄土的一株独占优势水肥，越往高处的树苗就逐渐生长缓滞了，尤其是最顶头的那一株，在抽出最初的几片叶子之后便停止了生长。直到随之而来的伏旱，我终于惊讶地发现它的叶子蔫了。我想如果再旱下去，不过三五天它就会死亡，便提了半桶水爬上坡顶，那水倒下去像倒入一个坑洞，然而那叶子就在眼皮下重新支棱起来了……这株长在最高处也是沙层最厚的地方的洋槐苗子，终究无法蓬勃起来。几年过去，最下边的那棵已经粗到可以作椽子了，而它却仍然只有指头粗细。那里没有水，它完全处于饥渴之中。在濒临早死的危亡时刻，我才浇给它半桶水，而且每次都要累出我一身汗。然而它毕竟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是胜利。它和其他十余棵洋槐苗子并无任何差异，在我从山野把它们挖出来移栽到我家后坡上的时候，它们自身仍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我移栽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它们的命运才有了天壤之别。最下边在坡根下完全植根于肥沃土壤的那一株自然很欢势，我也最省事，从来也没给它浇过一滴水。而最上边的那一棵生存最艰难，我甚至感伤无意或者说随意选中它植于这块缺水缺肥几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真是亏待了它，把它给毁了，它本来也应该有长成一棵大树的生存权利的。然而它也给我以启迪，使我理解到一种生命的不甘灭亡的伟大的顽强。

    这个启示是前年初夏又加深了的。那些洋槐已经成为一片林子，它们的各种形态的树冠在空中互相掺接，形成一个巨大的绿盖，把那史前沉沙严密地覆盖起来，那沉沙上也逐年落积了一层或薄或厚的黄土，各种耐旱的野草已形成植被，只有少许几坨地方像秃疤裸露。五月初，我的后坡上便爆出一片白雪似的槐花，一串串垂吊着，蜜蜂从早到晚都嗡嗡嘤嘤如同节日庆典。那悠悠的清香随着微微的山风灌进我的旧宅和新屋，灌进大门和窗户，弥漫在枕床被和书架书桌纸笔以及书卷里。我不想说沉醉。我发觉这种美好的洋槐花的香气可以改变人的心境，使人从一种烦躁进入平和，从一种浮躁进入沉静，从一种黑暗进入光明，从一种龌龊进入洁净，从一种小肚鸡肠的醋意妒气引发的不平衡而进入一种绿野绿山清流的和谐和微笑……尤其是我每每想到这槐香是我栽植培育出来的。

    最上边的那一棵没有开花。我根本没有对它寄托花的期望，它能保住生命就很不容易了，它保存生命所付出的艰辛比所有花串儿繁密的同族都要多许多。前年春天我回家去，我惊喜地发现它的朝着东边的那根枝条上缀着两朵白花，两朵距离很大而不能串结成串儿的花。我的心不由地微微悸动了，为了这两朵小小的洋槐花而悸颤不止。它终于完成了作为一种洋槐树的生命的全过程，扎根，绿叶，青枝和开花，一种生命体验的全过程，而且对生存的艰难生存的痛苦的体验最为深刻。我俯身低头亲吻了这两朵小花，香气不逊于任何别的一树。

    每有风起，这片洋槐组成的小森林便欢腾起来，绿色的树冠在空中舞摆，使我总是和那海波海涛联系起来。是的，绿色的波涛汹涌回旋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发出低吟响起长啸以至呐喊。这些都使我陷入一种温馨一种激励一种亢奋。每有骤雨降临，更有一种呼啸与喧哗，形成一种翻江倒海的巨声，使人感到恐怖的同时又感到一种伟力。那风声雨声和整个村庄的树木群族不可分割地融汇在一起。每当风和日丽，我在写作疲惫时便走出后院爬上后坡，手抚着那已经粗糙起来的树干倚靠一会儿，或者背靠大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便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气息。旱薄荷依然有薄荷的清香，腐烂的落叶有一股腐霉的气味。我的小森林所形成的绿色的风，给我以生理的和心理的调节；而这种调节却是最初的目的里所没有的。

种树

魏金枝

    屋前的小天井里，有两块泥地，本来种着好几样花木：三株冬青，一株杜鹃，两丛竹。对这几样点缀品，曾产生过一些兴趣。如在月夜，有些树木的影子，参差地映到房里，而晴和的日子，也有些小鸟，在树上啁啾。尤其大热天，孩子可躲在树下玩，晒不着太阳。久而久之，竟慢慢地产生了厌倦。尤其是我太太，她总说这房子的光线太差，老是绿暗暗的，分不出朝晚，辨不出昏晓，连缝一个纽扣，也得费尽眼劲。

    最主要的还是晾晒问题，孩子们是排泄专家，天天总有些尿布衣裤要晾晒，可树木挡住了太阳，挡住了晾竿。一到春天，它们还要尽力将枝ㄚ伸展开来，进而要拱破玻璃，大有闯入居室的样子。再过一时，又是黄梅天，整天下着牛毛雨，孩子们的小便也跟着竞争似的，越密越多，尿布衣服供不应求。唯一的办法，只好在房里搭着竹竿阴晾，便如万国旗般，飘飘荡荡。水滴固然免不了，而尿味着实难闻。至于蚊子，也是从那些树木下孕育出的，追根问底，自然得怨怪那几株花木。

    大概也是一个雨天，我像落汤鸡似地逃回了家，换了衣，躺在藤椅上息力。忽然，一滴尿布上的水滴，正巧滴在我的鼻梁上，我只嫌恶地抹去换了座位，第二个水滴，又滴在额上。这把肚里的陈年老火升了上来，我顺手拿了把菜刀，冲出去，对准大一点的冬青，狠命地砍了几刀。刀是钝的，不能猛地砍下去，可树枝上的水滴，淋了我一身。我真恨透了，加足了劲，心想一下子砍光天井里所有的花木。但结果更坏，因为刀卷了口，从树皮上滑了去，有几下，甚至滑到脚边，擦伤了皮肤。太太出来了，看见我那副光火的呆劲，怕我会砍断自己的脚，连忙夺了刀，坚决地说一等天晴，她就借把快刀，将所有树木，砍个精光。

    过了黄梅，天晴了，猛烈的太阳，有时也从枝叶间溜进房内，我们的心情，也好似开朗了些，所以砍伐的计划，也就没有进行。来了个秋季大霖雨，又潮湿，又闷热，然而室内，又不得不晾满了尿布，水滴也照常滴沥。哪知天遂人愿，一夜大风，竟把那最大的一株冬青连根拔起。旁边的两株冬青，两丛竹，一株杜鹃，大抵淹了水，也都枯萎下去，接着都死了。

    当砍到最大的死冬青，我就发觉冬青的枝ㄚ原来还交叉着另一株树木的枝丫，是一株法国梧桐。它，原来被冬青茂密的枝叶遮蔽着，无法露出真面目，而现在，它既不受风灾，也不受水灾，才侥幸地生存下来。大概由于一点怜恤吧，我就将这受害者留着，心想，它可以舒畅地生活了。虽然这样，然而它靠着墙，很难自由地伸展它的枝干。它只得像负隅的野兽般，将背脊贴住墙，它的枝叶，则如驼背的老人，向前伛偻，必须吃力地支持自己，才能免于颠扑。

    而同时，砍去了树木，自然多了些光明，也有晒晾的地方，然而一少了它们，又觉得太寂寞了，没有鸟声可听，月影可看。大概我们自己也是生物吧，往往多了一个生物，有时觉得多一份麻烦，但一旦少了一个，又会觉得寂寞，真是人类可笑的矛盾。

    偶然的一天，我又习惯地窥视天井，看见那方泥地上，笔直地插着两三块劈开的柴片，我断定，是孩子们在天井里玩，把柴片当为旗杆之类插在那里。有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又探头看天井，忽然看见木片拔去了，换上三根鹅毛，插在原地。

    “鹅毛，哪里来的鹅毛？”我终于问了。

    “是的，鹅毛，后门对家杀了鹅，她就去要了来。”

    “我是问，谁把它插在地上的？”

    妻子终于笑了，她指指身旁的孩子。“这呆子，”她说，“她要种出许多鹅毛来。”

    “那么，那些柴片，也是你插的？”我问，“长些柴片给妈妈烧饭吧？”

    她皱起眉，认真地答道：“不，那是长出树来的。”

    “可是你又拔了它！”

    “它不长，长了也会给你砍去的。”她抗议着，“现在我种鹅毛了，让它笔直地长上去，长上去，长得天那般高，你就砍不着它了。”

    自然，鹅毛不会在泥里生长起来。然而我不想辜负孩子的幻想，植树节的当口，去买几株容易长大的杨柳，种起来。仍使月夜，有点参差的树影可看，有几只小鸟来树上啁啾，孩子们仍能在树下玩，而那躲在墙边的法国梧桐，也可多几个伴。

认领

陈蔚文

    ①不久前，姐夫的车钥匙不慎在小区遗失，寻找未果。若去4S店重配钥匙要3000多元，无奈贴出公告，拾到者以500元酬谢。拾到者收取酬金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我的第一个念头——如果是我家任何一位成员拾到，断不会收取这笔钱，这源于家风。

    ②父亲是军人，在我和姐姐的成长道路上，他的要求有时严苛得近于粗暴。小至教导我们吃有吃相、站有站相，大至仁善礼俗、道德理想，还有“与人为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等，当年被父亲以这些“家规”训诫时不胜其烦，然而不知不觉中，它们已于日常生活中潜入我们的血脉，化育成人生的一部分。

    ③说来，这些不过是些农耕文化即有的“常识”伦理，与古老祠堂张挂的家训类同，只是父亲惯以口语表达，而先人们讲究遣词造句，使得家训更有恢宏的文化气度。如我的老家浙江兰溪诸葛村，迄今留有诸葛亮先生的《诫子书》：“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曾到过鄱阳湖畔的汪山土库，这是一座气派的清代建筑，曾经的主人是“程氏家族”，有“一门三督抚”的佳话。据说程家三兄弟在早饭前必诵家规：“尊长敬贤，唯礼是尊；孝顺父兄，共敦友爱”“待人持物，仁义为本；自省其心，非礼莫为”……这些听上去非常古老的家规其实也很现代，因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许多家庭教育子女的理念，也是一个人立足于世且心怀坦荡的基石。

    ④“自省其心，非礼莫为”一句，用诗人的语言转译便是“一个人应该活得像自己并且干净”。

    ⑤我父亲奉行的人生信条也大抵如此。他不仅如此训导我们，本人亦是忠实的践行者。

    ⑥还记得儿时，从部队回来探亲的父亲带我乘公交，有个乡下孩子晕车，吐了我一身，孩子父亲惶恐，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掏出大手绢给那孩子揩拭，并连声安慰那对父子，还请旁边的乘客给那孩子让座。十几年前，他拾到一部九成新手机，那时手机还算贵重物品，他首先检查手机有没有电，还好，有电，于是开机等机主打来电话。邻居知道后笑父亲迂，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物归原主是基本常识。

    ⑦“将心比心”，这是父母常说的一句话。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个成语出自朱熹的文章：“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父母只是按他们做人处世的朴素观念去理解并实践这句话，而他们的训诫对后辈人格的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子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际遇如何，最基本的尺度在那，判人识物的旨趣在那。正如明末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先生所言，“纵不能建功业于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

    ⑧家风，就是一种律令，康德说过，“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律令”——往往，对一个人处世行事影响最大的不是外界的法律和规限，而是在家庭中养成与习得的观念。换言之，“道德律令”便是家风，它决定了一个人会如何走他的人生之路。

    ⑨有一天，当我成为母亲，我发现自己向儿子喋喋宣讲的正是当年我烦父亲的那一套——要谦让、上进，勿与他人攀比物质，以及种种细枝末节的小事，譬如乘电梯左行右立，进电梯或地铁时，等里面的人先出来，要尊敬每一位看似身份低微者，哪怕是施予乞丐或卖艺者零钱，也要蹲下轻轻将零钱放下……这些小事将教会孩子善、教养、尊重，这会是伴随他一生的精神印记。

    ⑩当年我对父亲的训诫有多厌烦，如今对它们就有多认同，从反叛它们到变成一种精神自觉，如同回到原点，完成对一种文化的认领。

    ⑪这种代代相承的涵化是如此自然，又是如此重大。

（摘编自《光明日报》）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