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屋的声音

赵伟平

    ①《史记》里说虞舜戴着斗笠披着衣衫精心修筑的是草屋，杜甫吟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茅屋本质上也是草屋。

    ②上世纪70年代那些移民迁徙到刚刚围塘还泛着盐渍的土地上，开始“筑巢”。这建造的方式实在是太简单了，几根竹木扎起来，屋面是铺展均匀的一束束的稻草，屋墙是缚住竹竿的一扇扇稻草，源于土地的稻草裹掖着屋子，阳光下金灿灿的，抬头望着齐厚齐厚的稻草屋檐，会有一种知足的温煦和生命的叠重掠过。

    ③小时候，不知是听母亲还是其他乡人说过这句话：“只有懒的人，没有懒的田”。其实，海边的田地即使不懒也够坑人的，芦苇根、柳丝藤草之类像一张网罩着地面，盘根错节，密密匝匝，成群地疯长，种地人垦植庄稼往往会如游击战、拉锯战一样地与它们争斗。然而，最终也是那些芦苇一样坚韧的人征服了草屋后的一片片土地。春天一来拼起一幅嫩绿的画景。夏天绿得更深、更翠，像湖，像海，碧波欣欣。几把闪电，几度雷鸣，几经风雨，青黄相融，一幅幅逼真的水彩，当之无愧。秋色染过了又一幅金色的秋景图，慢慢向田野走来了。收获最后的田野，草屋的灯光亮了，里面的主人抹一把额头上发亮的汗珠，洗一洗长满老茧的双手，便从门缝里传出几声纯朴而又憨厚的笑声。

    ④草屋是温馨的。但草屋有时会经历一些惊险的无奈和战栗。常常在汛期的时段里，村口的防汛喇叭一响，草屋里的男女老少提锹带箕奔赴海边，这是一场义无反顾的战争，一心想缚住大海的疯狂的手脚。有一次，海浪冲破了堤岸，草屋灰黄色的屋顶浮在浊黄的水面上。海水退后，草屋几乎还是完好的，草屋能挡得了寒冷与酷暑，却对水从来都留着通道，这正像无边的大水漫过一丛丛热爱生命的草，它们聪明地匍匐在大地上，水过后，阳光一照，依然能够旺盛地向上长！

    ⑤草屋留给我记忆的更多的是宁静。我曾住的是一幢两间半的草屋，挡门墙的草栓周围终年种着一圈茗苳草，有点像兰花的叶子，这草终年不枯，似乎也终年点燃着草屋的绿意。草屋的前后有两棵树，屋东北角有一颗高大的梧桐树，梧桐的枝桠粗犷而大气，一到初夏，盆底大的叶子和小号一样紫色的花便一起高高地摇曳；屋西南侧长着一颗枝细叶茂的枣树，我常常会在屋檐下，看飒飒落下的枣花，再看着米粒一样的枣儿怎样长成姑娘般的丰满与红润，然而，又会算计着折一支长长的竹竿渐次敲落那些美味。一前一后的两棵树，庇护着草屋，草屋便更加安宁而有情致了。

    ⑥冬天的雪对于草屋来说，又是一道别样的风景，隔着砧板大的天窗仰望雪片飘摇而来，先是与稻草摩挲的声音，再是“沙沙”、“沙沙”雪花与雪花挤在一起的声音。最后像神韵一样，雪脚踩得无声无息了。满世界一屋银妆素裹，草屋上的雪层已经盖过了草层，一间间草屋早已成了一个个意味无穷的童话了。融雪的时候，那些剥离草屋的水的精灵似乎很不愿意真的离去，在经过屋檐的刹那间，在空中凝住了，这凝结的雕塑越结越大，越挂越长，几乎每一根稻草顶端都挂起这样的冰凌串儿，远望去，冰凌串就像在琴键上高低跳跃的音符。

    ⑦草屋无言。但我相信，从草屋里出来的人都会有对草屋的种种理解，都能聆听到草屋里发出的种种声音！

（选自2007年8月7日《解放日报》）

忆刘半农君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①。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②，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3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波列伏伊

    在科内普家里就着香气扑鼻的马林果酱喝茶时，我们闲谈起来。从谈话中我们获悉，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不是纳粹兽行之最，地球上还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比尔基纳乌，也是一个死亡集中营，营址离奥斯威辛不算太远。

    科内普先生所讲的情况，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奥斯威辛集中营毕竟属于劳役性质的集中营。囚徒只要还健康，只要还有力气，就被使用来做各种苦役。被烧掉的只是那些衰弱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被烧掉的只是些不能生利，榨不出油水的人。当一批人被送入化人炉时，马上就另派一批人来干活，不能干了便被送去烧死，再派一批人来干。死亡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转动着，但相对来说转的是比较慢的。

    比尔基纳乌纯粹是个杀人营，一列一列载满囚徒的火车从四面八方开到比尔基纳乌来，有的来自被占领国，有的来自附属国，有的甚至来自德国本土，全部都是直达快车，沿途所有车厢全部加锁，只是到了夜里才打开车门，清除粪便和死尸。倘若有谁未经允许向外探头，当即就会被子弹打死。

    列车载着注定死亡的人开进比尔基纳乌车站。与奥斯威辛不同，这个站名很少为人所知。在表面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几条双轨铁路线以此为轴通向四面八方。车站大楼上悬挂着开往柏林，德累斯顿，布列斯拉乌，华沙以及维也纳等地的列车时刻表，站台清洁，身穿铁路职工制服的人员在上面来回走动。进站列车停车的位置似乎是一条备用线，车门一打开，饱受几天长途旅行折磨之苦的旅客们便从车上跳下，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那些彬彬有礼的翻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艰苦生活结束了。可是所有旅客必须在这个车站上清理个人卫生，洗个澡，把携带物品进行消毒，然后再换乘旅客列车离开这里，去工作地点。那些手头有钱的旅客们还可以买到夹肉面包和其他食品。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两座椭圆形的建筑，分别写着：“男浴池”“妇女儿童浴池”。

    旅客们兴高采烈地走进这两座建筑物，把随身携带的东西交出来消毒，然后脱光衣服，领到一个小牌和一小块肥皂直接走进一个清洁的大房间，房间的地面铺着锌版，周围有一些冷水和热水的淋浴喷头。然而，当他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大门已经紧闭。接着，房间的顶上便开始放出毒气，经过十至十五分钟，这些愉快地洗澡的旅客便成了一具具死尸。比尔基纳乌这座“壁炉”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旅客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死尸源源不断地拖出去，被一辆辆小货车运进火化炉。在火化炉来不及把这些可怕的原料全部吞吃的情况下，这些尸体就被一堆堆地扔进几个大水泥坑里，浇上汽油露天焚烧，每次可以烧二三百具。

    “你们在飞机上是否注意过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这里的雪是黑色的，黑的像无烟煤。”

    “这种空气我们已经吸了五年啦。”科内普太太补充说，“我现在虽然看着你们，可我仍然不敢相信，莫非这一切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早晨，彼得罗维奇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请科内普先生带我们到比尔基纳乌去，他同意了。

    约在两周前，党卫军把车站、澡堂和铁路都炸毁了，那里如今只有一堆堆混凝土块和扭曲的铁轨。

    当时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昨日厚厚的新雪化掉了，我们极目望去，看见直到天边的残雪确实都是黑色的，乌油油的，我伸出手来，摸了一摸这种雪，手上立即染满了污垢，这时我甚至抖了一下。这些灰渣是数十万人骨灰的微粒，这些人是曾经活过，有过感觉，爱过和痛苦过的啊！废墟永远是废墟了，根据废墟很难看出原来建筑的样子，但是在科内普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心中又勾画出了这个附设有各种道具性质的服务系统，并且起着道具性质作用的车站，从一个堆满了大块混凝土的废墟露出一块列车时刻表的残片，我们还看到了道岔和路轨的尽头。最后，我们来到了澡堂的废墟，我们看到爆炸的气浪只掀去了火化场的房顶，一座火化炉依然故我地立在旷野中，通过敞开的炉门可以看见未烧尽的残骨，从炉里掏出一大堆骨灰，颜色有点发蓝，很干燥，踩下去所发出的并不是窸窣声，倒像个死者在脚下呻吟。

    我们带着满脑子可怕的印象在向晚时分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马上听到了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白天克拉依兹布尔格已被我们方面军占领，该市是通往奥德河要道上的最后一个城市，居民都是德国人。有两个第七处的军官（一个大尉，一个中尉）刚刚从那里回来，给我们讲了一桩可笑的事情。他们和坦克部队一起进入克拉依兹布尔格。因为急于想得到这里的档案，于是找到了县长办公大楼。

    正当他们翻阅一大堆文件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德国人打着官腔满肚子不高兴地说道：“是弗兰茨吗？我从早晨就不断给你打电话，你跑到哪里去了？总该留个人看电话吧。”

    “您是谁？”大尉莫名其妙，也用德语反问了一句。 “弗兰茨，您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对方发火了。“您疯了吧，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俄国佬打来了，据说离你们市已经很近，你们还在喝酒，到处乱逛。”

    “我再问一遍，您究竟是哪一位？”大尉问道，此刻他已经猜测出，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

    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尉是在和布列斯拉乌市州长谈话，显然，这位州长把我们的大尉当成了自己的下属了。这个德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所管辖的一个城市已经被对方占领（虽然这个城市距他所盘踞的布列斯拉乌并不算远），还在和我军占领的城市进行正常联络，这一点说明在德军后方，在其党政机关里面，已经出现了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局面……

    夜里我和克鲁申斯基把记者团剩下的安眠药片都咽了下去，然而收效甚微，我们一闭上眼，就看见黑色的雪，只要碰一下，就会留下一片油迹。

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

    古人真有耳福啊。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未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贴。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我们拿什么抵御嘈声的进攻呢？

    耳塞？地下室？使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隙？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就像一个饿者乍食荤腥会滑肠。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但，耳朵总要反抗点什么。它的反抗即生病：失眠、憔悴、抑郁……科学家做一研究：观察马路两岸的树，噪音污染越重，树越无精打彩，枝头耷拉，叶子萎靡，俨然一个惊恐的孩子。和人一样，树是有情绪的，是长耳朵的。

    为抚慰可怜的耳朵，我淘过一张CD，叫《阿尔卑斯山林》，采的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晨曲、溪流、雀啾、疾风、松涛……买回家的那个下午，我急急关好门窗，打开音响，一个人浸泡到傍晚。那个下午，耳朵在逃窜，我携它一起私奔，向着遥远的阿尔卑斯。弥漫山林的，无论什么动静，都是“静”。久违的静，亘古的静，伟大的静。

    此后，我多了个习惯，每逢机会，便录下大自然的天籁：秋草虫鸣、夏夜蛙唱、南归雁声、风歇雨骤、曙光里的雀欢、树叶行走的沙沙……我在储粮，以备饥荒。

    城里的耳朵，多数时候是饿的。

    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不是么？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餮、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口福和眼福俱饱矣，耳福呢？无一座城市致力于“音容”，无一处居所以“寂静”命名。我们几乎满足了肉体所有部位，惟独冷遇了耳朵。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选自《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有删改）

熬至滴水成珠（节选）

池莉

    ①前天傍晚，天空静穆，晚霞明丽，西天已然跃出一颗耀眼的寒星，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外出散步，便迎着那颗星星走去，悠然淡然。半路遇上了一位男邻居，推着一辆婴儿车，也是悠然淡然，嘴角带了平素没有的生动笑意。这笑意引得我停留下来，俯身去看婴儿车里面的婴儿，原来是这邻居得了第一个孙子。我一看，人就傻了。一个婴儿，在天地之间，端然大方地熟睡着，皮肤如此洁净细嫩，嘴唇如此新鲜红润，眉眼与鼻子，生得如此横平竖直。我的天！刚满月的婴儿居然是这样的面目俊美和慈祥啊！而且居然是这样的娇小啊！娇小得我简直不敢碰他，伸出去的手指不知不觉又收了回来，生怕碰坏了这样娇小的俊美和这样娇小的慈祥。我自己也是生育过女儿的，我自己也是从婴儿成长起来的，怎么以前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婴儿娇小成这个样子呢？而且完美到这种程度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好，简直一塌糊涂，散步到天黑也忘记回家。一路走来走去，都是认真地回忆与辨识我女儿的婴儿时代，用刚才那婴儿的娇小，去证明世上所有婴儿的娇小，包括我自己的。原来我竟然识不得生命之小呢！

    ②邻居有一人，在二楼阳台吹笛。想必是一个专业笛手，吹了多少年的，只是一个婉转，就把人的千般柔肠万般情感都勾引出来。这个时候，我立在湖边了，湖水汤汤，烟波浩渺，天幕上的那颗星星一直与我对望。这生生不息的人世啊！就是从这般的娇小开始的吗？这娇小的俊美的慈祥的生命啊！爱得叫我连一个“爱”都说不出来了。

    ③最近，我在后院的菜地里撒了一把萝卜籽。几天以后的一个清晨，我忽然发现，出萝卜苗了！可以重达公斤的萝卜，它的苗却幼小得不可思议：细长的茎纤细如发丝，孱弱地弯曲着竭力顶住两片绿色的叶，而这叶，亦小得仅仅是因为有黑色泥土才得以被衬托出来。我连忙返回书房，取来老花镜，戴上，蹲在田头，认真端详萝卜苗。我用手指碾碎了一疙瘩又一疙瘩的泥土，轻轻培在萝卜苗的根部。与这样孱弱的植物的小生命共处，使你感到人类的强大，感到你有满腔的怜惜。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我就开始惦记它们，我得适时地为它们浇水，松土，施肥，间苗，除虫，让它们顺利成长。我当然知道，农事一旦做起来，就跟抚养孩子一样，有着没完没了的琐事，还有口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活。但是我会做下去的，一个人，即便是面对孱弱的萝卜苗，一旦由衷地发生了郑重的情感，那也该是一种掷地有声的承诺。

    ④其实我做过农活。我17岁的时候是知青，曾经在田野上劳作。现在于后院种菜，依靠的就是知青时代获得的经验。然而，到了现在，我才以前所未有的真实发现了萝卜苗的纤弱，并对它们产生了抚育者的责任感。而当年，17岁的我，下放几个月之后，就靠一篇文字优美的作文，被贫下中农选拔到大队小学当教师去了。尽管我在所有的假期里，都积极投入到生产队的农活之中，我还是从来没有把萝卜苗或者白菜苗看在眼里。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远方，心里头只装了三个宏大理想：第一，要解放全人类。第二，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第三，将来要当作家。因此，当生产队长一头冲进我们的教室，说：“老师，要下雨了，赶快把学生带去抢摘棉花！”的时候，我立刻放下教鞭 —— 一根柳树条，挽起裤腿，率领学生立刻出发。当夜，不管有多累，我一定还要挑灯夜战，那就是必须写下至少一篇关于人定胜天的战斗诗篇。

    ⑤少年意气，眼睛看见的都是大，成年以后才逐渐发现小。当过农民三十年之后，我才在自家后院里回归田野。在48岁这年，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清楚了萝卜苗。才知道心疼它们。才意识它们都是生命。也才意识到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纤弱细小的生命。我恨不能回过头去，做一次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意识清醒的母亲，好好端详自己，好好心疼自己。

    ⑥这是三十年的时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做好做歹吃苦耐劳也不少，生儿育女也曾经历，却好比没有看到目的地的火车，只管呼隆隆地一径朝前开去。

    ⑦某一日的黄昏，有瑰丽晚霞，去散步，眼界忽然被打开，才正经认识了婴儿和萝卜苗。一瞬间，眼里有了，心里也有了。人世间，不管动物植物，小生命总是大事情。

信一口

    明嘉靖十三年，被流放云南，“永远充军烟瘴”的大诗人杨慎来到建水拜访他的朋友，西南边睡的建水城令他大吃一惊并留下了数篇文字。令我惊讶的是，杨慎诗里描写的建水，并未隔世，我几乎以为，杨慎才搁笔走了不久。杨慎笔下的这个建水城大体上还在着，“少年社火燃灯寺”，燃灯寺还在，依然在响着木鱼。寺院门口的那口井依然清冽，杨慎如果在燃灯寺喝过寺僧沏的茶，茶水应当就是这口井里的水。

    如今建水县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送水的马车。马车上绑着一只铁桶，里面装着井水。马车驶进小巷，将井水送给各家各户。在自来水已经普及的今天，城市里还有送井水的人，除了建水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是一份古老的工作，我三十年前来建水的时候，就见过这些送水的马车。现在，马车已经被汽车包围了，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没有被取缔，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送水的人骑在桶上，吆喝着湿淋淋的马车跑过建水城，就像童话里的人物。马车一到，接水的人们心怀喜悦，开门出来，提着一桶芳香四溢的清水回家去。井水渗入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没有这桶水，一天的生活便无法开始。

    马车送来的水，取自水板井。建水民谣说：“先圈大板井，后建建水城。”如果没有这口井，建水城不会建在此，文明不会兴起。至今，大板井的水依然清冽甘醇，一位前生产队的老会计守护着它，老伯已经70多岁了，终日坐在井后面的小庙里，他后面是供着龙王的神龛。水井对于建水人来说，不仅仅是水源，而且是来自大地的保护神，每一口水井都具有神的地位。许多井的旁边，都盖着庙，里面供奉着龙王、水神，终年香火不绝。建水立城以来，一直靠井水滋养。喝井水的人，已经死去无数，运送井水的人，也死去无数。但新一代的送水人仍通过送水而生活，这是一种故乡经验。井水是一种“信”，这不仅是源于生活习惯的依赖，更是祖传的“信”，每个建水人都收到过这个“信”。井水令一代一代建水人信任大地，安居乐业。生生之谓易，送水人不会怀疑，跟着祖先送水就行了。这一眼，令他成了一个保守派。破旧立新、怀疑旧物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改天换地，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大地，不再道法自然了。送水的人必须守旧，大地之水是旧的，从来没有进步过一滴。这个时代的目标是“先富起来”，送水的人像井一样，天然地自甘落伍。送水只能维持温饱，年复一年地送水，做这个活计更得不为所动。但是，只要水在，他就不会失业，也不必担心成本。人们信任他，只要他的马车一到，各家各户就提着桶走出来，仿佛他是一个大地派来施水的使者。井水维系着这座小城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建水的送水人诚实地信任着祖传的井，就像祖先们信任大地之水、开始之水。他通过日复一日运送这口唯一的井里的水，立其诚。送水的人像写诗一样，送的是大地的现成，大块假我以文章。这个工作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有力气就能干。但是，必须有人干，不能须臾或缺。他的职业精神，就是每一次送水都要恭恭敬敬的，忠实于一口井。看建水人如何取水，送水人站在马车上，用瓢将桶中的水慢慢舀出，车旁的人双手捧着盆，捧至眼前，瓢里的水跃入盆中，如天地孕育出的精灵。送水人与取水人不说话，但凭借青色的一缕完成了最神秘的交流。偶尔，水沾湿额头，有一点凉，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地之凉。

    说实话，大板井的水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没有多少区别，如果用技术检测的话，成分也不会有多大差异。但这是一种“信”，这种“信”非常古老，这是对起源、开始的“信”。人们迷信的是这个开始，通过对开始之水的迷信，人们永远记着祖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定居。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迷信。科学只看到水的分子构成：水（H₂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无毒。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科学不知道这种“信”来自时间、经验、细节，井是文明照亮的，水不是一般的水。水中有“信”，是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一种态度，水井唤起的是感激和敬畏。大板井的旁边不仅有龙王庙，还有无数的传说、诗歌，无数来自祖母们的自生自灭的箴言……没有人会为自来水公司建一座庙，虽然它的有无也生死攸关。人们喝水管里的水只是因为契约、抵押、担保、制度，所以不会对一个水表、一份供水合同恭恭敬敬。人们提心吊胆，担心着毁约。大地不会毁约，大地就是诚实。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信”，不是契约。

    黎明，马蹄嗒嗒响起，送水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喜讯。有部电影叫作《都灵之马》。

    大风，灰沙弥漫，疯狂之马，最后几颗土豆，一群吉普赛人在荒野中找到一口干了的井。在整个世界上，井越来越少，一口接一口地少下去，现在，井就像诗一样卑贱而金贵。许多井已经不被信任，封了填了。有一次我在苏轼老家的井边跪下去，像信任他的诗那样信任着，捧起一口来喝掉，旁边的导游大喊：“喝不得！”他不信了。大地藏着毒药，不再信任井，这是一种新的觉，人类从来没有如此觉过，耶稣、佛陀、庄子、老子等的觉都是：井是好的，井就是诚实，可以信任、依靠。井藏着毒药，这种可怕的想法已经萌生。黑暗是什么？是送水的人不再来了。建水城可以信任，看啊，送水的马车来了！

    马车从我身边经过，我坐在燃灯寺前，像五百年前的杨慎一样，端起茶碗，品着井水，品着“信”的滋味。

（选自于坚《建水记》，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