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 在“家政统于家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不忠不孝是十恶之首。家长对子女不仅有主婚权，而且《大清律例》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中，已把处死权赋予封建家长了。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女子执行死刑的情况。家庭又把向国家交纳田税赋税以及服差役当作重要的责任，宗法制家庭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的有力因素。随着一体化结构的强化，封建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加强宗法制度。宋明以后，宗法制度的家族组织同构作用强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结构形态上也和国家社会组织一样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一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材料二 直到晚清时期，传统的中国家庭同一个微型王国一样，家长拥有君主之权威，他有权实施家法并操纵家庭成员的生死大权。政府承认家庭的这种全能作用，而且不干涉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外国学说和政治哲学的传入，许多研究西学的学者开始推行这样一些基本观念：家长的权利逻辑上隶属于国家，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不受家长控制的权利；男女作为国家的基本分子，是平等的。这些观点，动摇着家庭关系的根基，在年轻人中间广为流行。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请回答：

材料：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