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二：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请回答：

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极为崇尚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较为通速，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他还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他先后任杨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等书院主讲，精心培养了梅曾亮、姚莹等一大批弟子，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桐城家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等。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槲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

﹣﹣摘编自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