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就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谷、奏唱国歌的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西谱和官方录音故本、国歌的宣传教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国歌法并非中国独有。马来西曰亚、俄罗斯等国都有单独的国歌法，对播放国歌的场合、奏唱国歌时的相关礼节都有明确规定。在新加坡，如果有意不按官方安排奏唱国歌，或奏唱国歌时无合理原因不起立致敬的将被起诉，并最高处以1000美元罚金。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演唱国歌时，如果有国旗展现，穿制服的军人行军礼，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向国旗立正，右手放在心口，行“效忠礼”。

（摘编自杜茂林《“为歌立法”：国歌背后的理智与情感》）

材料二：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来了，你用“正确姿势”爱国歌了吗？》）

材料三：

    国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在校园、奥运赛场、边防哨所……每次奏响国歌都是对祖国和民族精神的一次礼赞。”国歌展示馆馆长杨春霞说，“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局长金雪萍表示，国歌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结晶的崇高敬意。法律中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国歌的具体规定，对社会公众兼具教育、引导以及惩戒等多重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说：“那种把维护国歌尊严与所谓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家要对公民合法的权益予以保障，同时公民不得滥用自由和权益。对辱没国家的尊严、损害民族感情、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摘编自朱宁宁《维护国歌尊严权威奏唱国歌有法可依》）

材料四：

    国歌法通过并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依照法定程序分别征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他们均认为，将国歌法列入两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符合两部基本法的规定，是适当的。香港、澳门社会普遍认同这部全国性法律属于两部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

2017年10月31日，十二皆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制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两个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国歌法，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闽的法律。说明还指出，近些年香港发生了一些不尊重国歌的事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社会价值底线，引起包括广大香港居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大憤概。为有效防止并处理这类行为，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就更加具有迫切性和现实重要性。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拟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材料一：

    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我国曾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2011年9月1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3500元／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由5%降为3%。然而，改革后的个税依然没有充分体现公平的原则。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采用分类制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符合税制简便的原则，但分项计征使一些高收入者可以把多元化的高收入通过“分散化”避税，最终在社会上形成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有关统计显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

    如今，工薪阶层生活压力日益加大，改革的呼声因此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个税能够间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通过调节收入差距来缓和目前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强调说。

（选自《为什么说本次个税改革意义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03月03日）

    材料二：

    2011-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1-2017中国基尼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数字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材料三：

    起征点除了考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外，还要考虑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直接税发挥调整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指出，这次个税改革仍采用分类制，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要给中低收入者减税，但与以往几次改革不同的是，在2018年的个税改革中，减税并不是单纯地提高费用扣除标准，而是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将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提高了近43%；二是加进了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从而使费用扣除标准从过去的“一刀切”变成个性化的费用扣除，让税前扣除标准更加贴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三是调整了累进税率表，拓宽了3%、10%和20%三档低税率适用的所得级距，如以前3%的税率只适用每月0-1500元的应税所得，修改后适用于0-3000元的应税所得。

（选自《人民日报五问个税改革：起征点为何定在5000元？》，《人民日报》2018年8月27日）

    材料四：

    在培养公民纳税习惯方面，国外经验是震慑与教化两手并用。比如每年随机抽查3—5%的纳税人，也就是20-30个人里面可能抽到一个人，但抽到的人接受严格检查，有哪些地方没做到位的话，不光要补税，还要接受处罚，严重的还有牢狱之灾，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会形成一种极大的威慑力。教化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培育。国外公益电视台的节目，给孩子看的童话剧里，除了有国王、王后、大臣，还有税务官，宣讲必须交税的道理。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税是必须交的，从小就形成了这个意识与习惯。

    我国现在在培养纳税人意识方面有了一个雏形，就是年度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做申报。按年度申报，把全年所有的收入综合归纳在一起。不过申报现在仅仅是一个形式，还没有税务机关对任何人做核实。

    （选自《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五：

    2018年6月29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截止7月28日已经收集超过13万条意见。以下是整理、删改自新浪微博的网友留言。

网友a：事是好事，但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必须要证明？买房贷款证明，租房合同，孩子上学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等等，证明的提供耗费大量时间，之后每个人都要单独核算。

    网友b：个税抵扣增加了社会运营成本需要核实住房信息、租金等信息，而审核、审批、执行等环节也存在徇私的可能性。

    网友c：这些能抵扣的都会变成一种福利，但能支付这些福利的普通企业有多少？普通企业的用工成本会增加吧。

    网友d：按此办法实施，相关信息的采集、处理是有成本的，必将增耗纳税人的精力。专项扣除的办法，还需进一步优化，有没有更为简单高效、节约成本的办法。

材料一：

    什么是数据？数据（data）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在英文中的一个解释是“一组事实的集合，从中可以分析出结论”。笼统地说，凡是用某种载体记录下来的、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种信息的，就可称之为数据。古人“结绳记事”，打了结的绳子就是数据。步入现代社会，信息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载体也越来越多。

    什么是大数据呢？量的增多，是人们对大数据的第一个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各个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増长。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数字数据的数量每3年多就会翻一番。

    大数据区别于数据，还在于欻据的多样性。正如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指出的，数据的爆炸是三维的、立体的。所谓的三维，除了指数据量快速增大外，还指数据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数据的多样性，即数据的来源、种类不断增加。

    数据是一种资源，但数据又跟煤、石油等物质性资源不一样。物质性资源不可再生，你用多了，别人就用少了，因而很难共享。数据可以重复使用，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资源的使用是非恶性竞争的，共享的前提下，更能够制造双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据如果不被融合、联系在一起，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

（选自刘军《大数据是“原油”，不是“汽油”》）

材料二：

    5月12日，2019首届天府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2018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在当天正式发布。

    就全球趋势而言，2018年大数据市场总体价值约420亿美元，其中大数据软件市场价值约140亿美元。该报告预估，大数据服务和硬件市场规模在经历2016—2022年的快速增长后，将放缓增长趋势，而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仍将保持10年的高速増长。

    与此同时，伴随21世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世界各国无一不在觊觎着红利可观的大数据市场，但由于各国基础实力、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大数据发展正面临不均衡的市场分布问题。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大数据开放建设程度的分析，韩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印度、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俄罗斯处于第二梯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放数据程度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分值呈现较大差距。

以全球大数据发展情况为背景，报告进一步分析到，中国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正处于积极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实施路径是由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为点，逐渐形成国家层面的数据开放。从具体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数据产业相关人才数量占全球总数的59.5%，排名第一，其次为占比22.4%的美国。另外，2018年中国大数据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和相关技术专利数量在全球比例均超过了美国，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在此优势之下，中国如何实现后发赶超？报告指出，政府掌握着70%左右的高价值数据集，因此，政府大数据汇聚共享开放将是实现数据全面共享开放、进而更好发挥其价值的关键。

（选自2019年5月13日《成都商报》）

材料三：2017—2018贵阳数博会参会人员停留比较图

上图为2019年数博会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各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同比增长率。

    材料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83亿，老龄化人数占比也将提高到34.1%。老年群体需看病治疗，这是一大消费群体，促使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老年人的健康更加关注，而相应的健康服务措施也必须不断完善与实施。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性病、老年病、肥胖症以及亚健康等趋于增多。目前中国符合健康定义的人群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则高达70%。尤其在城市白领人群中，有76%属于亚健康状态。

    (摘编自《我国大健康产业现状分析》)

材料三：

发展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前提，就是转变传统医疗产业发展模式，即从单一救治模式转向“防一治一养”一体化防治模式。大健康产业是一种新兴服务业，当下中国大健康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与发达国家的10%以上有很大差距。

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健康产业提前进入充分竞争阶段，各种新型营销技术不断涌现，许多国外新兴商业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各种资金、人才迅速涌入健康产业。随着跨国交通的便捷、互联网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到各目的地求医问药，拉动了医疗旅游产业。据统计，全球医疗旅游产业以每20%的速度保持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新兴产业。

国家在“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健康美丽新中国。在国民从温饱向健康消费迈进的进程中，保健的意识变得强烈，由此也催生了保健品消费的大市场。有专家指出，未来十年，中国营养保健品的发展，将沿着“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老年人到中青年”“滋补功能健康膳食补充剂”的方向“进化”。

随着国内公众自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几年中国城乡居民保健类消费支出正以15%-30%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速度。众多企业纷纷押宝或跨界大健康产业，巩固国内市场，拓展国际业务。

近5年来，国家对大健康产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整个外界环境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基础。尤其是在国家颁布并实施的《国民营养计划》《健康中国2030》等政策的支持下，大健康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

    (摘编自《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及行业趋势》)

材料四：

大数据和临床证明将会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改善患者医疗。为患者提供收集、分析和解释健康数据和健康状况服务的制药公司将成为患者参与的新焦点，也是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之一。健康类企业需要具备建立全面、安全的数据库收集和分析健康数据和健康状况的能力，从而识别和满足患者需求。

随着服务费支付方式的转变，健康企业需要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护理质量的方法。法律和消费者都要求服务及产品透明。健康企业需要保持透明度，不要频繁提价，这有利于重建与消费者、医生和健康保险公司之间的信任，也能够向立法机构兑现成本透明的承诺。成本控制一直以来都是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今，在高度监管的全球健康环境中，标准化、一致性至关重要。各类组织机构都要继续严格遵守全球、各区城健康细分行业的特定法律和规定，保证患者的信息安全。

(摘编自《2018年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