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匀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皆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浑，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_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_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又体差井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币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

宗白华

    诗哲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

    他的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思考。

    先谈“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方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造福民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得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着“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即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老子也从他高超严冷的眼里观照着世界的旋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活泼的庄子也说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他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荀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

    中国古代哲人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并且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在礼与乐里，创造着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日用器皿上，使形而下之器表现着形而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日用器皿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再谈“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制作了玉质的日用器皿，后来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在青铜器时代我们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把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角等等，制精制美，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路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

    我们发明火药，却用它来制造奇巧美丽的烟火，使人们在新年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获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方位与走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宜的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却轻视了科学征服自然的权力，使我们不能摆脱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欺侮，我们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正面临着极大的问题。

（选自《艺境》，1946年，有删节）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差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型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型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型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宿构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寓言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特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学以词为极盛，其艺术成就亦最突出，因而被誉为“时代文学”。词调今存八百余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宋代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存两万余首。宋词的作家作品的数目与唐诗相比约少一半，若与宋诗相比则少得更多。这是因为词体文学样式的“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故创作起来比诗困难得多。它是倚声而作的，要求作者精通音律，否则便可能遭到“不当行”之讥，而那种不谐音律的作品就被视为“句读不葺之诗”了。所以像词这样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

    词之为时代文学，虽然因体性的局限，不可能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获得重大的意义，但仍有不少言志遣怀、登临怀古、感时伤世或歌颂升平的题材，也有表达林泉逸兴、善良祝愿、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尤其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发出了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为一股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的潮流。

    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恋情的。我们对于这部分作品应当怎样认识呢？我以为应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各个时代的人们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与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见到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还可以见到一种很真实的时代精神。

    宋人多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表现心灵的颤动，歌颂甜蜜的幸福。正因宋人在词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新的规律，词才成为时代文学的。在艳科题材里，作者流露了真实情感，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这类作品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宋人许多春愁闺怨与离别相思之作，虽然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敢于向阻碍获取幸福的社会因素斗争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并不坚决，没有付出最大的代价，结成的是苦涩的果实，留下了永生的遗憾。他们幽会时总是“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他们注定缘悭分浅，“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他们魂牵梦绕，再见无期，“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只得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为慰藉；他们往往辛酸地饮下人生这杯苦酒，“到头难灭景中情”，未了今生，亦不希望于来生，因为“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从这里可见到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精神生活的压抑与不幸。因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宋代词人是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而高唱胜利之歌的。

    词为艳科，这是由词体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概括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里表现得鲜明而深刻。

（原文有删改）

万事通先生

[英国]    毛姆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在同仓名单里见到他的名字时，我就讨厌，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键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后来，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绘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有删改）

材料一：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现代化”的内容呢？

每个中国人生来就属于一个毫无疑问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归属感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大概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意识非常具有现代性。现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无论是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无不是建立在国家制度之上的，没有国家制度简直不可想象。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较之一切政治意识或宗教观念都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教派利益。

中国人民历来把“国”与“家”相连，把“国”视为“家”的扩大，“国家”成为我们华夏子孙最为稳定而深厚的人生依附和精神家园。除了外患所迫，中国鲜有企图从内部分疆裂土的。即使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国也少有无政府状态。民族意识则往往更加强烈，民族命运屡屡浴火再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屈辱。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又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愿景。不能不说，人民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强大推动力量。在人类实现大同社会之前，或者在人类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始终是一种现代的和先进的制度。

儒学之所以充满了现代性，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用世俗的、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观点和原则，解决了西方人需要借助神才能解决的信仰问题；同时，它又通过诉诸人的内在道德规范，解决了西方文化中必须通过外力强制立法才能解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问题（即所谓法治和德治之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延续、稳定与治理。

儒家推崇仁、孝、义、礼、智、信、勇，讲究“人禽之辦”“义利之辩”。“仁”的含义之一是指“仁政”，类似于现代的“善治”，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天下乱局和人民苦难而提出的政治理想。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带着理想和道德积极入世，匡计时艰，并为此不断完善个人人格修养，锻炼个体意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道德理想曾激励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普罗大众。儒家文化的理想性一面不应该被忽略。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极端，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鼓励差异和矛盾双方和谐共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这种和谐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可能是医治当今世界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良方。

（摘编自尹宝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材料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决不仅局限在财力物力的极大提高上，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具有悠久文明，且从近200年以来西方压迫中重新崛起的一个大国的全面发展和全新探索。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说，中华民族要在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锻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最终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制度；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要弘扬礼仪之邦等优良传统，打造一种高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在选择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路径时，我们既不能简单复古，也不能照搬西方，而是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将数千年滋养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两创”应着眼于充分挖掘其现代价值。儒家思想和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修身齐家，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

因此，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中有三大遗产对我们今天仍有特殊的意义：一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很多社会理想是通过贤能政治来实现的；二是儒家的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儒家给所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利益追逐设置了伦理界线；三是儒家的天下主义，在今天看也有特别的价值，它的理念是天下本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知识论角度讲，“两创”的目标是实现传统思想的更新，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融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为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借鉴。

摘编自王学典《汲取儒学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