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的想到将军了。想到他，就想到他的部队。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我仿佛又看见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闻到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全部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一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站在这支部队的前面，将军一块块一排排地看过去，然后把目光伸向远方。将军只有站在这支部队前面的时候才像一个将军；其他的时候，他只能算一个老人，有些和善、有些孤独的老人。将军从他的部队的前面走过去，他就又变成一个老人了。他的腰略略地弯下去，然后坐在屋檐下的一把椅子上，向远处眺望。

    如果下雨，下雪，将军就会叫我在他的书房里把木箱打开，他把那些木牌一块块拿出来，从某个墙角排到书桌上，然后又排到椅子上，再放在地上。两箱子的木牌摆完，将军就把自己摆出了书房，那些密密麻麻的木牌在房间里那么排着，它们带有一种让人不敢呼吸的肃穆。书房的门敞开着，里面的光线昏暗，那些或高或低的木牌在昏暗中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

    将军的那种自言自语一片一片地传入我耳朵。

    将军说，你去吧。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将军说，……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他选取的不是战争而是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譬如某某爱吹笛子，吹得很好，有点行云流水的意思，只要不打仗了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他就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手被炸掉了，笛子也丢了，他很长时间都不吃不喝，闷闷不乐。他被送往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将军又偶然地见到某某，他正在吹笛。因为没有右手的帮助，他的笛子吹得很不成调。他对将军说笛子就是原来的笛子，他用了三天才把它找到。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得有些诡秘，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

    经过近两天的昏迷，将军在那个窗外下着小雨的早晨醒来了。他对医院里的一切都好像有些陌生，甚至是恐惧，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在颤。他的手很烫。你是叫某某吧？我不知道他叫出的是不是他的那支“部队”中的一个名字。我犹豫了一下，我说不是。那么你是某某？我再次对将军说，不是，我是您的勤务员，我叫某某。

    他放开了我的手。他的脸侧向了一边。他手上的力气一点点地消失了。

    ﹣﹣你帮我，把箱子，箱子，拿来。

    在将军的面前我打开了他的那两个箱子，在他昏迷的时候我早已把箱子给拉到医院里来了，我知道将军少不了它。我把那些木牌依次摆开。将军欠了欠身子，他望着那些原本白色，现在已变成暗灰色的木牌，突然淡淡地笑了：哈，看你这小鬼，真是，真是……

    将军的手伸得相当缓慢。他的手指向了排在地上、茶几上的木牌，但我未能看清他手指确切的指向。现在我想，在一个人最后的时间里，他指向了谁，他想到的是谁都不算重要了。

    将军带着那种淡淡的笑意，他走了。

    那些木牌，燃烧的木牌，在将军的墓前变成了一缕缕的烟。它们升腾的样子就像一支远征的部队，我甚至听见了人喊马嘶，听见脚踩在泥泞中的声音，子弹穿过身体的声音。将军会把他的部队带向哪里呢？

（有删改）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征用狗皮的命令下达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跳脱,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循着他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停下的时候,她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再看看天上与桶里的月亮,神情中竟有掩不住的忧伤。

    我来到她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

    或许是看到了我眼中的疑问,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在家里,女人熟练地烧水给我喝,然后铺床,哄儿子睡觉。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把它从水里捞上来,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难以自抑。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结束了旅行,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母子俩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节）

在《旅行青蛙》里，藏着巴赞的电影理论

陈思航

    近日，一只面无表情的青蛙在各大社交网络流行起来，唤醒了无数人的母爱与父爱。它来自日本HIT-POINT公司制作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这样简单、休闲的一款游戏，竟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游戏榜首位。它为何让玩家蜂拥而至？

    借助电影创作的“窗户论”，青蛙游戏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引导着玩家们通过脑补进入自己的角色。当青蛙不在家中的时候，玩家们难免要想，现在它踏上了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玩家们不免揣测它的心情，它在旅途上可能遇到的朋友，和它将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当玩家们凝视着两个一成不变的场景时，总是免不了要陷入遐想——没错，遐想。当玩家所能“掌控”的仅有两个场景的时候，遐想注定是没有疆界的。

    “画外空间”被频繁地运用于电影创作之中，这可以从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窗户论”说起。巴赞认为，电影银幕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在这窗口之外，是无限延伸的世界。换句话说，在巴赞的电影观中，世界就在那里存在着，摄像机所做的，仅仅只是选择窗口的位置。

    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永远不会放过对画外空间的运用。首先，它可以使叙事更为完整，譬如观众们最为熟识的画外音，经常在影片的关键处起到推进、暗示、评论剧情的作用。画外空间也可以使电影画面富有层次、扩充影像的意涵。在某些时候，画外空间甚至可以替换成观众们所处的空间，由电影中的角色直接向观众发话。

    但是，《旅行青蛙》主要利用了画外空间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特性：诱发玩家(观众)的联想，增强作品与玩家的交互性，从而丰富玩家的体验。而在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极端形式的体现。例如，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中，大多数的戏剧性动作都发生在画外或者镜像空间之中。女性主义影片是对主流影片的逆反，它们要求观众主动地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之中，用联想补足影片的叙事，而不是随着创作者的叙事流被动地摇荡。

    《旅行青蛙》虽为一款游戏，也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张精致的镂空纱，引导着玩家们填补着场景之外的空缺，从而进入自己的角色：一位户外旅游的爱好者，能够更为生动地想象出青蛙翻山越岭的过程；一位热爱考据的游戏迷或许会穷究游戏的算法，从而精确地定位青蛙旅行的目的地。而很多人提到的关于亲子关系的热议，想必也是更多发生在中国玩家的群体中，因为我们有着更为紧密的家庭关系与集体感。

    毋庸置疑，在一款优秀的游戏中，可以嵌入动人的故事、电影化的画面与动听的音乐。游戏与电影一样，能够吸收各门艺术之所长。而使游戏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则是它更为突出的交互性。对画外空间的运用，无论是在游戏还是电影中，都是对交互性的增强，使观众与玩家更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来。但是，不同的是，在电影中，观众对画外空间的联想，削弱了创作者的控制力，而在游戏中，这种联想则削弱了玩家的控制力。

    控制者的不同强有力地体现在主流商业电影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之中，它也可以说明这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好莱坞商业巨制时，震撼的特效、紧凑的剪辑、不断推进的叙事拖拽着观众不断向前，迫使他们经历一次感官的洗礼；而当玩家们进入一个主流角色扮演游戏时，他们付费充值是为了使自己的角色更为强大，能够在游戏中叱咤风云。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背后都是庞大的资本在运转着，听凭摆布的受众们也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这正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艺术的商品化。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们从“控制”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同一个艺术品，而艺术也使我们得以用不同的视角反思我们自身、反思这个世界。《印度之歌》静态的影像与极少的对话，让我们得以体认一种新奇的女性语言；而《旅行青蛙》的独特玩法，也使玩家在面对小窝时无尽的遐想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只独特的青蛙。

文本一：

踏雪寻梅

大年初二，瑞雪飘飘。父亲说：“你去给赵伯伯拜个年吧。受长辈恩惠，莫要失礼。”

值班室里，赵伯伯在炉子上架个铁丝箅子烤红薯，屋里弥漫着香味，他见我冒着雪专程给他拜年，非常高兴，递给我一个红薯说：“吃吧，我这儿没啥好东西，全是破烂。”我说，您这儿有书，书就是最好的东西。赵伯伯笑道：“你看书是好东西，那是你喜欢，卖书的人把书全当破烂。”大库房东墙上有一扇门，赵伯伯开门领我进去，里面是一间小库房，墙角摞着四只木箱，他打开箱子，里面全是书。“这是我攒下的，这么干净的书，实在舍不得拉到造纸厂。”我翻了翻，找到一套《元曲选》、一本《董解元西厢记》、一本《琵琶记》，这几册书的尾页上都盖有“梅邨自用”的印章，我十分惊喜，又从箱子里找出三十多册梅邨先生的藏书。赵伯伯问我：“你爱看这些书?”我点点头，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和我父亲的感慨。赵伯伯说：“你咋不早说，我见过卖书的女人，她以前在秦腔剧团唱戏……去年她改嫁了，搬到斗鸡台住，这些书是她搬家前和破烂一起卖掉的。她的大女儿没跟她走，仍住在旧居。”我向赵伯伯打听梅邨先生的情况，他说不知道。

我父亲买下了这三十多册书，日夜检阅。他让我把梅邨先生的批注摘录下来，抄在一个笔记本上。父亲边读边记，赞叹不已：“这些批注征引宏博，见解独到，对品味元杂剧、了解中国戏曲演进史，很有启示。个别论断，不逊于静安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不足之处在于枝蔓芜杂，未加梳理，注多解少，过于简略。无缘当面请教，甚是遗憾。”

一天下午，父亲的老花镜坏了，让我去修。我来到光明眼镜店，接活儿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师傅。我看着她修眼镜，忽然想起梅邨先生的女儿也在这里上班，便问她，“某某某的女儿在这儿上班吗”。她抬头打量我一眼，问我：“你找她有事吗?”我说：“我捡到几本她父亲的书，想还给他。”她说：“你给我吧，我转交给他。”我问：“你是他的女儿吗?”她点点头。我说：“我想亲自把书还给他。”她略微犹豫了一下，撕下一张取货单，写下住址递给我。

傍晚，又飘起了雪花，出了眼镜店没走多远，身上已经雪白。我就着路灯看了一眼纸上的住址，离此地不远，心想，何不去找找他?便踏雪前往。串街走巷，数着门牌号进了一所院子，院中无人，叩开一家问询，那家主人领我走到西厢房一家门口，敲门喊道：“老王哥，有人找你。”主人探出头来，啊，我惊诧万分，开门的竟是王老师!他见我一身白，进屋取了一只鸡毛掸子，掸净我身上的雪，请我进屋。

“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摸到我家来了?”

“王老师，您就是梅邨先生吧?”他呆呆地望着我，木然无语。我说明原委，他长叹一声：“梅邨早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小孩子不懂事，大过年的，你不该来翻搅旧事，扰我的清静。”

室内逼仄，仅容转身，一床、一柜、一桌、一椅，案头无书卷笔墨，壁上也无字画饰物，简约明净，落寞清寒。火炉上熬着稀饭，炉边烤着馒头，桌上一碟花生、一碟青菜、一只酒盅、半瓶白酒，王老师拽过椅子让我坐在炉边烤火，留我陪他吃饭。我说我父亲很想见他，他摇摇头说：“还是不见的好，天命之年，落魄于此，实在无颜见人。如今书缘已断，心如古井，切莫再提旧事。今晚的事，不要告诉令尊大人。”

(节选自范福潮《书海泛舟记》，有删改)

文本二：

捡  书

宝龙手里常有新书，书很杂，线装的经史子集、民国版小说等，应有尽有。其父是工人，念扫盲夜校才识了些字，连信都不会写，家里哪来这么多书?我感到奇怪。去他家玩过几次后，我才知道，他爸在造纸厂工作，是管纸浆池的班长，造纸厂从物资回收公司收来旧书报化纸浆，他的书，都是他爸爸从造纸厂捡的。

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一天，我央求他带我去造纸厂。没下池子的旧书报堆在纸浆池旁边的场地上，高得像小山似的，用绿苫布盖着，我俩在旁边玩，见周围无人，撩起苫布钻进去，苫布底下很黑，一捆一捆的书报压得死死的，看不见字，费很大劲儿才能抽出一本，塞进书包里，抽了十几本，回家一看，全是医书和课本，没有一本小说，沮丧不已。第二次去，我俩翻出不少好书。从此，我俩每次去造纸厂，都有惊喜。

过了两个月，我在宝龙家玩，他爸说：“你俩在厂里捡书，主任今天批评了我。以后你俩不要去了，看见干净的书，我捡回几本给你们看。”宝龙不高兴，不吃饭。他是独子，平日娇宠过甚。他爸见状，换了笑脸哄他：“你赵伯伯在物资回收公司管旧书报，造纸用的旧书报都是从他那儿拉来的。我和他说说，你去他那儿捡旧书吧，论斤作价，买下就是了。”

我们挑的旧书，赵伯伯按一毛钱一斤卖给我们。物资回收公司在郊区，每天中午，都有各处的废品回收店往公司库房送货。吃罢午饭，我就去物资回收公司，在新送来的废旧书刊堆里挑拣，犹如沙里淘金。某日运气极好，捡到一套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一套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一本王夫之的《诗广传》，一共才花了两毛三，欣喜若狂。

父亲把这几册书翻了一遍，神情凝重地说：“你看，扉页上有主人的收藏印‘梅邨自用’，书页上眉批、夹注、题解、注音比比皆是，批评中肯，字迹清秀，料他也是个细心的读书人。封底钤有闲章‘鬻及借人为不孝’，你可知出典?”我不知道。父亲说：“唐朝的杜暹藏书甚丰，末页自题‘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看来梅邨已逝，儿女卖掉了他倾心批阅的书。”

(节选自范福潮《书海泛舟记》，有删改)

文本三：

吴山夜话

同学们已分好了住处，铺好了床，廖大哥把我的行李提到厨房的里间，放到王老师床上说：“你在厨房帮灶，每天干什么活儿，听王老师安排。”……自此，王老师每晚熄了灯，便坐在床头抽烟、唱戏、讲故事，一直说到我睡着。“我自幼受父亲熏陶，嗜书成癖。不思学业，不务农商，守着田产，每日游山戏水，吟诗作对。中学毕业后，祖父催我去西安念书，想让我将来考大学，当博士，弥补他科举落第的缺憾。我在西安住校念书，无父辈管束，逍遥自在，常逛书肆，以搜购小说词曲为乐事，后又沉迷于秦腔，与一帮票友吹拉弹唱，天天泡戏园子，大学考试两次落榜……不幸父亲病重，卖尽田产亦未治愈，从此家道衰落，窘困不堪，常常衣食无着。友人介绍我到税务局当文书，未及三月，因上班看小说被局长辞退。后来在市政府谋到一个文书的差事，又因熬夜看书，上班迟到三次被开除。从此戒了小说，在小学当了算术教员，得以养家糊口。我自幼天分极好，机缘也好，一生失败，皆因嗜读闲书所致。俗言开卷有益，其实并非如此，开卷有害之处甚多。如今谋生艰难，少年应以做事为首务，读书次之，书要拿得起，放得下，千万莫因书误事……你与我少时性情相同，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节选自范福潮《书海泛舟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