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新思潮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根本精神上，有十分相似之点。这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李贽以“心本体”的学说为基础，将本质上非圣疑道的内容和体现历史新趋向的要求，理直气壮地运载进“心本体”所谓的“心”中，运载到“良知”之中，开始了从“圣心”到“俗心”的转化，打开了由“圣”转“俗”的通道，即由“禁欲”转为“顺情”由“圣贤”境界转为“俗世”境界，由旧时代迈向新时代，并且走出了相当远的路段。

——摘编自《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材料二：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认为：“自然界并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人生下来是完全平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万恶之源，中国欲求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大声疾呼：“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指出，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卢梭的“人民主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百科全书》更是一台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战斗机器”。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直接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但为马克思主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材料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古文家。钱谦益的家乡常熟地区文化发达，是明清时期的学术中心之一。他认为明代更著虽多但是质量比较高的史著并不多见，其原因就在于注重文采，记事不实。他提出了自己修国史的目标，即修订国史，记录那些“开国之功”、“抗节之贤”、“理学之贤”，借修史来纯正社会风气，恢复儒家之纲纪。此后，钱谦益通过购买、抄写、赠与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档案、图书、典籍、碑刻史料，引用了《皇明本纪》、《天演玉碟》、《龙凤事迹》等二十余种史料与官修《实录》、《元史》相辨证，澄清了元末朱元璋起义的许多相关重要史实。在《太祖实录辨证》中，钱谦益引用了《滁阳王庙碑》、《中山王神道碑）等开国功臣的碑记史料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利用元来陈基的诗作《舟中望虞山），并结合史料考辩出元末张士德被擒于常熟湖桥，“而非《实录》所记之昆陵”，纠正以往的一些记载错误。他的这些努力对明末清初的史学学术发展影响很大。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以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