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教化思潮在宋代备受士大夫推崇，他们按照儒家的教化方式，把国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灌输到民众日常生活中。

    北宋名儒贤臣蔡襄在知福州、知泉州时，积极提倡兴立儒学，亲自过问教学内容，并荐举儒士周希孟、刘柯述等人充任福州州学教授。他主张“约古制而立今礼”，使“上下有节，车服有序，礼让兴行”，认为这是“远罪省罚”的一种途径。同时，他组织大修水利，为推行教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福建转运使任内，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尤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肃清地方泛滥的鬼神信仰、清除地方杂祠淫祀。至于巫术主病，蛊毒害人之类，亦痛加断绝，然后择民之聪秀者，教以医药，使为民治病。他所推行的教化实践，对当地今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康武刚《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材料一：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admini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

——包弼德《唐宋巨大历史变迁的现代意义：对nation观念的重新思考》

材料二：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这就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500年前后，许多事指向农业文明的解体，比如说，农奴制解体解放了人身，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精神，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则把人推向全球，第一次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就把自己的疆城封闭起来，使它与外界隔离，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顾基督教大世界中其他兄弟的景况如何。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这样，原先基督教大世界中社会经济状况基本拉平的情况就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发展与社会的根本变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