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15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管司法兼监察）、按抚使（管军事，有时也兼管民政）、提举常平（管长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候《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元史》记载：元朝的行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在元代以前中国主要以“山川形便”来划分行政区，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从元代开始，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一：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