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工智能+医疗属于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它对医疗领域的改造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和疾病数据分析来诊断疾病，可以更准确、更快捷、更安全地处理病患。人工智能在医学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个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人工智能能够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极大地减少药物开发成本。

（摘编自《2016-2017年度人工智能+医疗市场分析及趋势报告》）

材料二：

    近年来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重复劳动的强度巨大，基层法官过劳死屡见不鲜。重压之下，审案质量也难免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法律”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但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去年6月，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建设中的智慧法院已遍及全国。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初衷，是替代人的重复劳动，而非人本身，智慧法院也绝非以机器判断替代人类司法。智慧法院的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提取、文本生成、案卷分析等方面将法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办案流程中的角色，反而呼唤一批会使用智能工具的从业者和深谙司法流程的开发者。

（《加出来效率，减不掉人性》，《科技日报》2018年1月5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福祉还是挑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关注，如炒作人工智能用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AlphaGo”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人类智力游戏高地等，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是在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四：

    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恐怕非人工智能莫属。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火多久？有科学家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在许多随意和缺乏严谨性的交流或展示中被强烈地夸大了，人们低估了相关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需要将双倍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中去。科学家的告诫值得倾听。尽管我国在整合资源、垂直应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关键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的软肋也是不争的事实。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确实会产生链式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前景越美好，越需要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如果一拥而上、盲目跟风，恐怕热潮很快就会变成寒潮。

（《若盲目跟风投机热潮恐变成寒潮》，《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材料一：河南渑池县段村乡位于渑池县北部深山区，是牛心柿的主产地。这里的牛心柿个大且含糖量极高，已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由牛心柿加工而成的牛心柿饼又称仰韶柿饼，属“仰韶三宝”之一。据了解，段村乡是河南省级扶贫开发重点乡，今年确定以发展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目前，段村乡种植的牛心柿已经超过3万亩，亩均纯收入近6000元。下一步，段村乡还将积极引进牛心柿深加工项目，使柿子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规模不断壮大。

材料二：河南商丘市虞城的穷根在哪儿？120万人口，年产26亿斤粮食。基础设施差，群众“等靠要”，政府兜底弱。因病因残致贫就占三成，然后依次是因智、因老、因婚、因学等。开发虞城，优势在哪儿？毗邻5条高速、3条铁路，有3家上市公司，在全国钢卷尺市场占80%的份额。尤其是开放的虞城人，有看天下的眼光、走四方的精神、闯世界的勇气。牢牢抓住“人”这一关键因素，“日清周评马上办”制度紧紧抓住“三个人”——部门负责人、乡党委书记、村支书，紧紧围绕全县带头的3.2万名党员。每周末的“周评”会是一个增知识、长本领的培训场、练兵场。专家授课，讲规划，讲金融、讲法治、讲扶贫，既讲题也答问，解疑释惑、精准指导。扶贫者脑袋富了，扶贫行动就准了、快了、新了、实了。

材料三：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感受到，不怕“难”字当道，就怕“懒”字沾身。如果没有“靠人不如靠己”的斗志，只寄希望于更好的政策、更多的援助，显然很难根本脱贫。这更证明了“扶志”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脱贫，推动当地发展，其实正如人的身体，不能只是简单输血。输血只能救急，让人体自身可以“造血”，这才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正确方式。“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精准扶贫需要用心扶志。扶贫干部不能急躁，不要埋怨，要多些耐心，善加引导，努力让制定的帮扶措施更加扎实细致，更加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要“多开院子会”“多交政策底”，让贫困群众看到改善境遇的希望，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从而调动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与斗志。

材料四：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进展喜人。然而，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上。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30%，却提出今年要“摘帽”。这些扶贫领域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一些人对扶贫事业缺少应有的敬畏之心，依然抱有功利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帮扶连接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看病上学，即使脱钩后，看着曾经的帮扶对象因为发展能力没有培育起来而再度返贫，那些光授人以鱼不授人以渔的帮扶干部如何心安？打着扶贫的幌子却不干帮扶实事，这样的企业如何承受扶贫济困的道义之重？

材料一：

    1月3日晚上，两位90后女主播在某平台直播手撕郭敬明和沈煜伦的书，双双称不读书也能赚大钱开跑车。在当晚的直播视频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波澜壮阔、不可名状。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二：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读了几年大学，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去做生意的同学，人家都有车有房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其实，广义来说，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学会思考的长期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换一个高等学历。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读了大学，不代表马上就能实现“逆袭”，但不读大学或许更难华丽转身。它反馈于人的“好处”，未必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兑现，而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中好处，需慢慢体会。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内在逻辑。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除了贫穷、当地基层村组织格外重视教育等原因，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导演杨洁去世，留下《西游记》经典在人间

    据全国多家媒体报道：86版《西游记》导演杨洁于4月15日去世，随后，六小龄童通过微博确认了这一消息。

    为拍摄《西游记》，导演杨洁可谓是克服重重困难，冲出亚马逊。在技术和经费都比较匮乏的上世纪80年代，要拍摄一部魔幻题材的电视剧可谓是天方夜谭。杨洁导演明知要将名著翻拍为雅俗共赏的电视剧这项任务非常艰巨，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依然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克服了选景、选角、做特效、找资金等诸多难题，可谓是历经拍摄路上的“八十一难”，用尽洪荒之力终将古典巨著经典呈现。

    86版《西游记》在全国人民心中已经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经典，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无论哪个年龄段的观众，都对其情节甚至细节倒背如流。该剧自1986年起播出，称霸荧屏30年之久，这是对剧组付出的艰辛和汗水的最好回报。迄今为止86版《西游记》已在电视上播放过两千多次，是每年寒暑假电视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86版《西游记》创下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纪录，堪称一个时代的荣耀。

    当有人问：为什么《西游记》能火30年呢？她一针见血地说：“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杨导的丈夫是该剧的摄像师，两个人一起在外地拍摄《西游记》长达6年，家中幼女都无法照顾。可谓是拍摄《西游记》，一家人在做贡献。就像导演杨洁所言：我们是用汗水去弥补这种缺憾，用生命来作赌注啊！

    导演杨洁去世的消息发布后，不仅仅《西游记》师徒四人发文悼念恩师，许多名家、网友也纷纷发文悼念这位了不起导演。江苏卫视春晚总导演张炀在朋友圈感怀道，“如果没有她，我们童年将失去多少乐趣!童年的缔造者啊!一部电视剧影响多少人，值得敬重的导演！”王宝强（演员）：86版西游记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经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斯人已逝，经典永存。望杨洁导演一路走好！

（摘编自《黄河时评》）

材料二：

    评论：为什么都说86版《西游记》颜值高？

    最近有好事者把《西游记》里面所有有名有姓、没名没姓的女妖精、女菩萨都扒了个遍，从“主力”女妖怪白骨精到只出场十几分钟的杏仙，从李玲玉的玉兔精到左大玢的观音菩萨，再到盘丝洞的群妖蜘蛛精……配上当年剧照，实在赏心悦目。网友感慨：这种水准，不知把眼下多少神剧甩在身后！

    为什么当年剧组缺钱少人，化妆技术、特效技术都还那么原始，拍出来的剧颜值却那么高？现在不差钱、不差技术的神剧反而颜值低？这不科学呀！差距在哪儿呢？

    央视当年将四大名著拍成电视剧，杨洁导演的《西游记》是第一个上映的，接着是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这两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都堪称经典。现在读到那些揭秘当年拍摄内幕的相关报道，感觉非常有意思。当年的电视剧制作流程和节奏，放到今天是决不可能实现的。比如《红楼梦》，顾问团名单列出来豪华到惊人：王朝闻、王昆仑、曹禺、沈从文、吴世昌、周汝昌……都是空前绝后的大师。导演开拍之前，自个儿先读了一年书，研究一年红学。到了为《红楼梦》选角，也不是一开始就定好谁演谁，而是大致分一个类，比如小姐、媳妇、婆子、丫鬟，所有符合标准，所有被选中的演员们，要集中到一起学习培训上好一段时间，既让那些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模拟大观园里的情景，又便于导演组观察谁最适合哪一个角色——这种“十年磨一剑”的水磨工夫，现在哪里可能做得到呢！这样筛选出来的演员，气质、举止才可能跟角色最为贴近。《西游记》也是一样，就连片头曲、插曲、歌词都写得如此走心，也难怪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对女儿国国王和御弟哥哥的未了情缘念念不忘。

    所以，所谓的颜值高，换句话说，是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背后是制作精良的剧本、细细磨出来的台词、老老实实跑遍全国名山大川取景、每一个细节都要死磕的导演组。

（摘编自《新闻晨报》）

材料三：众说名著《西游记》

    ①《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法国大百科全书》）

    ②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信、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鲁迅）

    ③《西游记》其想像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极为鲜明，而且读者面最宽，老少咸宜，此书的副作用极小，是一部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的书。（北大教授 白化文）

材料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地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理解支持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公民科学素质也是核心竞争力》）

材料二：

    本课题组针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答题的方式，题目包含三个领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能力。调查结果如下：

各地区分领域答对率

（资料来自《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2015-2016）》）

材料三：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2011年，日本发生的9.0级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掀起了一场抢购食盐风波，这凸显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紧迫性。而2007年广东和海南等地“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的谣传传闻满天飞，致使香蕉价格不正常地大幅下跌，蕉农损失惨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谣传。

（摘编自《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紧迫任务》）

材料四：

    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来源同材料一）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