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二：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材料三：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材料

     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号为“景云”。其时，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征的办法，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景云二年，唐朝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同年，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风俗一变”。712年，唐玄宗正式即位，随后十余年间，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十三道增为十五道。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材料一：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接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也近于至善，是以共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唐初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当中国皇帝成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量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贊，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以文成公主和亲吐善为契机，唐太宗开启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吐蕃地区的大门，其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创立儒学、占ト、历算、工巧等的贡献相媲美，唐太宗和符号化的孔子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至高性”和“重要性”就成为这二人所具有的共同点，唐太宗与孔子都可以算作汉文化的代表。

——摘自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戟看藏族史学观》

材料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