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清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先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欧文学。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18世紀，大批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清政府还曾聘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西学，并用西法实行全国性的测量。在建造圆明园时，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也有不少模拟西方风格的地方。

——摘编自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材料三：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并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材料  隋朝建立后，儒家传统礼仪备受文帝的重视。礼部也因此屡次颁布律令，继承和发展汉代礼仪，使之更加细致，也更加系统化。隋文帝认为，道教思想中追求一体的理念和佛教一不可分的思想与儒家大一统的观念相吻合，因此下诏提倡和保护佛道两教。他摈弃了北周武帝用暴力武断压制宗教文化发展的做法，赢得了广大宗教信徒的支持，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各阶层、各方面人们的拥护。隋炀帝担任扬州总管时，团结和招徕在南方有广泛影响的儒、道、佛三教代表人物，修订编纂因战乱散佚损坏的佛教经籍凡四藏，经卷近10万轴。此外，杨广的身边还聚集了大量南方著名文人，称为王府学士，竭力修撰书籍，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内容包罗万象。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