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滋味

    ①几年前的一个夜里，我走在马路上，路边停满了车，走着走着，一只，两只，几只小猫从车底跑出来，似乎想跟我玩。我朝它们走去，才看见猫妈妈紧张地看着这几只小猫，更紧张地看着我。这一家人在城市里流浪，它们会幸福吗？

    ②更早几年，还在学校，夜里我们骑着车，经过学校里的小河，一只猫妈妈带着自己的几只小猫正在行进的途中，它们大概是搬家了，顺着铁栅栏往校墙外走。见到我们，猫妈妈加快了步伐，一溜烟消失了，小猫也紧紧跟随，但还是有一个落下了，嗷嗷地叫唤。同学想把小猫抱走，我说，一会它妈妈会来找它的，我只是这么说。它们最后团聚了么？

    ③前几天，我们去一处废弃的厂房考察，天气已经变凉，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穿过铁丝网，来到一片荒废的建筑里。厂房里的机器早已搬空，玻璃都被敲碎，剪断的铁丝电线从高高的房梁上垂下。地面上堆放着杂物，墙上留下了涂鸦，有个地方写着：“阿凡提到此一游”。同事拽着我，感觉很害怕，说如果天再暗一点，真的像电影里的绑架现场。这是被城市遗忘的地方，曾经机器轰鸣，而在我们的眼里，未来它将熙熙攘攘。而今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厂房的东侧空地长满了树木和没膝的杂草，周边的水泥地上长出了许多的野草。只是这生命不被承认，迟早有一天它们要接受割除和改造，成为与一片欣欣向荣的商业所匹配的景观。

    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受好奇心驱使，来到一间小屋，想看墙上还未揭掉的字纸，却在地上，一处辨不清是毛毯还是沙发皮套的堆放物里，发现四只团在一起的小黑狗，它们的身体半截盖在被子之下，虽然简陋，却能给它们足够的温暖。离开之后，我们沿着马路继续考察，一只母柴狗甩着奶子穿过花坛，遥遥地看了我们一眼。厂房已经荒废多年，沿着马路的一边为了美观故意刷上了明亮的漆色，我曾预想会在那里遇到流浪汉，却发现那里有狗的一家。它们会不会饿肚子，小狗长大之后，会继续流浪吗？

    ⑤不得不承认，这些疑问其实包含了作为人的我的自我关怀。生而为人，我们为生命赋予了重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会为自己庆生，为亲友厚葬，我们设计并遵守种种制度和规则，并且一生都在理性和非理性、守序和失序之间挣扎。然而在人群之外，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命简单而野蛮。一只小猫从无到有，从一团肉泥成长为捕食能手。一只从未受过宠爱的流浪狗照例每天觅食、哺育，却从未听说有哪只狗因为生活压力而自杀。生命脆弱，死亡的威胁从未消失过，然而这些生命却从未因为顾虑明天而自断。

    ⑥人生之中有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事情，痛苦与烦恼常存，有时出自强烈的打击，有时出自难以更改的性情。幸福圆满常常难以企及，想要得不到，得到不想要，骚动的欲望更加重了不幸的感觉，记忆里的伤痕和幻想里的末日让人更容易离开现实，变得像亡命之徒，与自己作着旷日持久的追逃噩梦。然而在计算收入和个人颜面的房间之外，世界以无比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生灵，让它生，让它快活，让它以本能延续自己，而非用道德和律法、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裁定它的本质，羁押它的未来。

    ⑦当有一天，我们迎来了死亡。人生中曾有的痛苦喜乐也随我们一同死亡。生命中的各种滋味与我们同生同死，并且，因为苦，我们识别出了甜，因为甜，我们识别出了苦——残缺与完美，虚浮与实在，与我们同生同死，并因为我们身处其中一端，我们也同时拥有了另一端。

元青花

杨海燕

    淮安旧城改造，地下挖出许多古代残瓷碎片。

    残瓷碎片虽然不完整，但它们让古玩爱好者们有了更多想象空间，他们据这些瓷片揣度它完整时的器形、补充出缺损的图案。如同面对断臂维纳斯。光头强和王大先生是此中高手，只要瞄一眼残瓷碎片，他俩能立马断出年代、窑口、是否有价值。

    后来，更多的人加入淘宝大军，但此时旧城改造接近尾声，好的瓷片越来越少。

    光头强和王大先生以卖瓷片为生，瓷片的稀少使他们成了冤家对头，他们在工地上互相抢拾瓷片，在文庙摆地摊时相互诋毁。

    这天，王大先生的地摊上来了一个大胡子，他看中了王大先生的一个瓷片。王大先生不急着出价，先夸大胡子好眼力，说这是他才捡的元青花，没有一百块是不出手的。——古玩界的行话，一百就是一千。大胡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欣赏，不还价也不放下。这时，王大先生的熟客潘老师来了，大胡子手中的片子一下入了他的眼，他弯下腰，拍拍大胡子的肩：“你买不买啊，人家王大先生是做生意的！”话里的潜台词是你不买我可要下手了。大胡子抬头看看潘老师：“想买，就是贵了点儿，要一百块呢。”

    潘老师已经退休了，一个月好几千退休金，老年人用项少，“一百”块钱对他来说是毛毛雨。

    潘老师抖抖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钱，开始点数，王大先生眼睛活套，连忙对大胡子说：“这个瓷片您就让给潘老师吧，他那么大的岁数——改天我再寻个更好的给您。”这话让大胡子生了气，他瞪大眼睛：“买东西跟年纪有关？他年纪大，怎么不买航空母舰？”大胡子从怀里掏出一把钱，数也不数，扔在王大先生的摊子上。

    文庙很久没有卖出好瓷片了，很快，王大先生卖出元青花瓷片的消息在淘宝人中传递开来。

    元青花在淮安旧城改造中只出现过三五片，淘宝人纷纷去大胡子那里欣赏。

    当然也有眼睛毒怪的，人家告诉大胡子：这枚元青花瓷片，呵呵……是假的。假的？大胡子凝了一下神，重新拿在手里掂了掂。好像比同样大小的重。再用放大镜看看瓷胎。胎质好像细了点儿。过去没有机械，窑工们用手揉的胎，不可能这么细密。疏松的胎当然不会这么重。奶奶的，王大先生，他敢骗我！

    大胡子也是玩瓷片的高手，高手们买瓷，价格的高低可以不讲究，但若是买到了假的，他的学问就可能被人怀疑——他还怎么在瓷片界混啊？大胡子是有王大先生电话的，他拨通了：“下周你来摆摊吧？”淮安就这么大点儿地方，王大先生当然知道了瓷友们的议论，他在电话里一迭声地说：“你要是认为是假的，我就把钱退给你。”大胡子气得直跳：“我的名誉怎么办——你下周来了再说。”

    三天后，大胡子来到了文庙，可是，王大先生连个影儿也看不见。以挖瓷片为生的王大先生，再也不敢露面了。大胡子气得直跺脚：“你小子倒躲起来了——只要你在文庙里露面，哼！”每次来文庙，大胡子都带着那枚“元青花”。

    “大胡子，你的元青花，能给我看上一眼吗？”有一天，光头强问。

    “你要，送你吧。”大胡子掏出那枚“元青花”，扔给光头强。

    光头强淡淡地瞟一眼：“让给我，你确定？”

    “哪里是让，送你了——我看着心烦。”

    “你是一百买的，我不白拿——我出一百五。”光头强把那枚瓷片收进口袋里。

    “你居然要一枚假瓷片？”大胡子睁大眼睛，“莫非它是真的？”

    “既然卖了，就不要问那么多。”光头强拿出一千五百块钱，在阳光下抖一抖，“看好了，可别再说是假钱。”

    这枚元青花，很快成了淮安古玩界的一个谜，有人说可能是真的，要不然，光头强怎么可能下手买。有人说光头强已经卖给一个北京人了——“五百”呢。

    有一天晚上，光头强正在家喝酒，王大先生来到光头强家，“扑通”跪在了光头强面前：“谢谢你帮了我，我再也不卖假货了。”

    “咱们都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就安安生生地卖瓷片吧。”光头强拉王大先生入席，一抬手，“噗”，把一样东西扔到窗后的市河里。

（摘自《小说月刊》2017年第9期）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节选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像与象：人的对象化

从严格意义上说，“意象”中“象”的含义应该更接近“像”，因为后者不仅更加具备主客统一的内涵，也可更好地对审美呈现进行囊括。“象”字属于象形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含义是“大象”。“像”为后起字，按照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说法，其含义为“似也”，在战国以后的小篆中被普遍使用，并形成与本字分庭抗礼的状态。由此可见，《系辞》将“象”释为“像”并非偶然，一方面它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人们观照外物时具备了更多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象”观念的逐渐产生和成熟。钟嵘《诗品序》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从气化生物、衍及性情的角度看待艺术的起源。在行文过程中又将“物”具体化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由此可见，真实性情与物象逐渐开始获得了统一，象与意合一的主观之“像”的内涵开始具备雏形。与钟嵘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窥意象而运斤”的表述，历来被视作“意象”概念施用于文学领域的标志，但是此处的“意象”更多是指创作者“想象中的形象”，或者说是外在物象在心中的投影，其中缺少了对呈现在作品中的形象（“像”）进行涵盖的维度。

唐代文人通过对各种艺术实践的理论言说，推动了意象理论的完善。皎然在《诗议》中称“境象不一”，承认形象本身的复杂样态，继而又说“义贯众象，而无定质”。按照他的说法，凡是熔铸了主观情思的想象都可纳入意象的范围，因此他已经注意到了意象在时代艺术中的普遍存在。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认为绘画可在点墨之间实现“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境界。到了晚唐张彦远则明确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里谈到了“形似”，又谈到了“立意”，而且前者要服务于后者，这一过程中“像”的含义变得丰满，魏晋“意象”理论中缺失的作品中形象（即客观之“像”）的维度被补充起来。

但客观而言，对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深掘还是在文学领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学的特殊属性，还取决于文人自身杰出的文化修养。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外之象”的命题，这是对文学意象高级形态的概括，亦可看成对作品中呈现的形象的肯定。至此，客观物象、主观意象、审美意象获得了统一，意象也成了统摄世界维度、主观维度、呈现雄度的综合性概念。

理与象：意象的现代化

实际上，宋代文论并不重视意象范畴，这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唐代和之后的明清。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理学大背景的整体影响，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宋人往往更加强调后者，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意象的看法。文学作品往往成了表达哲理的工具，其中蕴含的形象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经历了唐代的汪洋恣肆，宋型文化变得更加老成，在文学审美倾向上推崇以淡为美。这种趋势由欧阳修、梅尧臣开端，自然、古淡是他们的创作宗旨，到了苏轼更是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艺术批评原则。

到了明代，文学意象论实现了真正的自觉。意象范畴被广泛运用于诗文批评和诗文创作之中。比如李东阳评韩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两句时，称“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评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极桥霜”两句时，称“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他已经将“意象”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进行使用了，其含义与今天的用法已十分接近。同样，在其诗文创作中“意象”也被广泛使用，比如“气喷为云血成汗，意象矫矫腾高空”（《画马歌》）、“若有人兮街门之下，兰渚之滨，体貌质野，意象清真“（《见南轩赋》）。由此可看出，意象不仅被视作文学领域中的特殊形象，甚至也有将其泛化为超拔人物气象的趋势。这说明“意象”概念已被普遍认可，且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之中。

“意象”范畴在明代既已建构完成，清代学者在论述深度和广度方面并未有实质性推进。意象问题在清代原地踏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一理论本身经过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人的建构，留下来的开掘空间已少之又少；其次，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蓬勃发展，诗词的地位开始动摇，清代的情况更为明显，这种背景下文人对意象问题的热情被对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所淹没。因此，清人往往从广义形象的大维度来重新审视“象”的问题，章学诚的总结最具代表性：“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六艺”中除了《诗》与《易》以外，《书》《礼》《春秋》《乐》大都带有叙事特征。章学诚的这种认知一方面有还原“象”之本来含义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意象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抒情文体（尤其是诗歌）之中，其对叙事作品同样适用。这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中形象的合法性找到了根据。可以说，这种认知既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也为现代文论中意象范畴的再度扩容提供了基础。

（摘编自韩伟《“意象”范畴三段说》）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是礼与法。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唐律疏议》中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即道德，更多的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唐律疏议》认为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秩序，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中载“治国无其法则乱”。“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而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能得到妥当施行。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后世确立了依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文之下，专门有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狱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要始终贯彻“平等”之义。

中华传统法律中处处彰显着民本理念。在民本理念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周推翻。西周统治者则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孟子也曾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历来重视“保民”“养民”“富民”原则。法典中常见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条款。如唐律规定，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涝、霜、雹、虫、蝗等灾害，相关主管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汇报或者错误汇报的，要杖七十。在司法上，突出表现为对生命的重视。唐太宗确立“三五复奏”这一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律，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死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宋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