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明朝“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借助血缘关系维系的商业组织，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执商业资本之牛耳的徽商、晋商，其汇兑业务的运转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由此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

——据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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