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一

唐代长安人口“不啻百万”。城市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城内拥有108个坊，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全国和外国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京都，兴贩贸易。关于两市的行业。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铁行、内行、笔行、大衣行……波斯邸等等。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唐肆则“如东市”。

——摘编自子墨《唐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商业城市的崛起》

材料二

据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宋京城汴梁市场上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无所不有，不可殚记”。宋代的早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天明，羊头、肚肺……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然后饮食上市”。在潘楼东十字大街，每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领袜之类，至晓乃散，谓之鬼市子”。

——搞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一：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书院注重明辨义利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教育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摘编自罗德胤、秦佑国《中国戏曲与古代剧场发展关系的五个阶段》

材料二

19世纪末，教会学校组织学生演剧，让中国学生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不仅有助于扭转、打破国人的传统偏见，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所演之剧，不再是中国旧式的戏本，演剧的方式，也完全不是中国传统旧戏唱念做打的做派，而是直接用外语原文演出外国经典戏剧作品，演剧方式也是严格依照西洋戏剧的样式和要求进行，使其成为当时国人眼中的新潮、时髦之举。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清末“戏曲改良”运动，学生演剧逐渐跃出校园走向社会。受该运动的影响，学生所演的自创剧目的题材也基本上取材于社会时事，主题则和“时装新戏”一样主要来自维新派的社会、政治改良思想。

——摘编自范方俊《清末学生新潮演剧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