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卜风贤《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

材料二：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拖欠的债务)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

——(宋)王柏《鲁斋集》

材料三：一般说来，兼业的农户能比纯农业户向市场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商品，也能比纯农业户更多地从市场上购买商品……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农民兼业从一开始就是与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小农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实现收支平衡，不仅减少了对纺织品、农具等一般手工业品的市场需求，而且生产出大量同类手工业品，对专业化生产构成了顽强的抵制。

——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材料  城市化固然是宋代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象征，然其负面影响也不容被忽视……城市经济活跃，市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等资源相对短缺，各种垃圾、污秽也随之增加，城市的水源、土壤乃至空气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污染。城乡差别的加大引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难以果腹的灾民可能遗尸街头，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孤贫之家无力殡葬，更使得城市沦为疾疫暴发的中心。

疾疫的严重威胁使得宋代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重大考验，促使他们审慎探究致疫成因，妥善拟定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城市防疫问题，防疫观念为之一变，城市防疫制度随之发展。宋代统治者通过采取整治城市周边环境、积极推广医疗防疫、主动隔离疾疫病患，以及埋瘗尸骸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防疫制度。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场合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宋代以迄明清城市防疫制度的核心部分。

——摘编自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