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明清时期中国棉纺织技术领先，“南京布”一度畅销海外。

材料一：“南京布”得名于明清时期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产地是以松江为中心的广大江南地区。南京布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在大宗出口商品中输出量居于前列。南京布的热销适逢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两者之间大致承接，堪称丝绸之路的续篇。只是材质从丝绸变为棉花，消费者从达官贵人改易为普通民众。1819年是南京布出口的高点，也是由盛转衰的拐点。南京布的衰退，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抱残守旧、缺乏进取，业者墨守成法，不知改良。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

材料二：早在明代之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织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印度和中国就曾经是主要的经济区域，它们的棉纺织品生产技术远超欧洲各地。然而，在1750年之后，欧洲的经济发生了巨变：它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纺织行业率先进入了机械化。到19世纪初，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从全球的生产国转变为欧洲棉纺织品的购买国，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当中，它们也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摘编自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一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江南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的重要表现是江南市镇的普遍兴起。……在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也开始了依次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近世社会始于16世纪。”

——摘编自安涛《从中心到边缘：明清以来朱泾镇经济社会转型》

材料二 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大多分布在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一带的城市。广大的内地与之相比则远远落后。从1895年至1913年的统计资料看，这18年所建立的549家厂矿企业中，沿海城市占61.35%，内地仅占38.65%，至于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则几乎没有新式企业。

——摘编自陈曼娜、陈伯超《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材料三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成为城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正规经济迅速发展的“加速器”。

——摘编自胡鞍钢、马伟《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