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5个市镇桥梁建造情况统计表（单位：座）

【注】官建与民建的比例是1：12。

材料一：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星罗棋布，互相连接，构成四通八达、商品市场网络。在这块不大的地面上，明代分布了300多个市镇，清代分布了400多个市镇。镇与镇的间距以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很多市镇，无论就其规摸还是经济地位而言，都大大超越了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使它逐渐成为新设置县的治所，由市镇升格为县。例如，万历元年置青浦县，以唐行镇为县治，乾隆二十五年，移金山县治于朱泾镇。很多农家皆以丝绸、棉业为主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其产品特别是丝织品、棉布等畅销海内外。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

材料二：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离。……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

——摘编自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①明朝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②中国在与欧洲的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

③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仍占据压倒优势

④明清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

材料一：

《歙县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即使）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徽州地处江南区域，既有丰富的土产，又能依靠运河沿线一带的苏、浙等商业重镇，对外贸易的货物供给自不必说。至于如何躲避重重官禁将货物运达输送，则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购销网络。研究表明，徽商的购销网络是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双向性销售，由海商、行商和坐贾或手工作坊三者构成。其中，行商既是负责将国内货物送达海商的媒介，也是将海商从海外收购到的商品运送回坐贾或手工作坊的中间人，而坐贾或手工作坊则是“源头活水”，他们或是深入农产品之地收购或是从事深加工，成为一级货源。

——摘编自张晗《论明代徽州海商的形成及作用》等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1896-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对华输出）贸易，除上海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20世纪开始时便建立了由西方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直至清末，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