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不仅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发现者，而且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培育者，或者说，江南山水能够在六朝时成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审美形象，道教在其中发挥的塑造与培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六朝时佛、道勃兴，道教在他们审定的那些洞天福地旁边修建了具有较高美学品质和神圣气质的道观，在这些道观的衬托下，朴野的江南山水开始弥漫出强烈的人文气息，获得了高贵、卓越和更加完善的形貌特征。如元嘉末陆修静在庐山构筑精庐，居处修道，号太虚观。由于陆修静崇高的威望，太虚观的建设受到了当时达官贵人和皇家的大力支持，以至于到了北宋时，太虚观仍然是南方道教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宫观。太虚观屋宇宏丽，倚崖濒泉，观后有苍翠古樟和陆修静手植的古松，这些都为提升庐山的审美品质、丰富其审美意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庐山如此，整个江南山水都因六朝时为它布上的浓郁的道教色彩而让人们产生更多美的想象和回味。

    六朝时期，道教领袖们将觉醒的自我意识、道家的自由精神与正在崛起的山水审美相结合，通过吟诗作赋、弹琴绘画，将自己对生活、对自然，以及对人与山水环境关系的思考与体悟生动地表达出来。道教在对江南山水的审美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独创性的作品不断地融入人们的审美意识，进一步使江南山水超越了自然的局限性而含蕴了丰富的人类自由精神。如郭璞的“游仙诗”就颇具道家特色。这些游仙诗往往着力于描绘类似于“青溪千余仞”“绿萝结高林”的江南山水美景和“静啸抚清弦”“仰思举云翼”的逍遥的神秘道士，它们共同组成的和谐意境既是道教的理想生活，也是供世人把玩江南山水精神意味的动人乐章。

    六朝开放的社会心态促进了儒道释三家的融合，使得众多儒士深入江南山水之中，与佛僧、道士们论道谈仙，并在此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吟咏赞美江南山水的优秀艺术作品，从而为江南山水成为六朝社会审美生活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藉山水以体道，如孙绰《游天台山赋》中的“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有的俨然把道家所构建的虚灵世界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现实。如对司马氏政权不满而又感到世事不可为的阮籍在其创作的多首《咏怀诗》中都表达了不屑于世俗欢乐，而愿到江南山水中追随神仙、获得永恒慰藉的愿望。可以看出，道教将道和仙置入江南山水中，构成了六朝文人吟咏江南山水进行文艺创作的十分重要的诱因。

    总之，作为一种重自然、重养生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六朝时期成为推动对江南山水进行审美，确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重要力量，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道教的根底在江南山水，以此来审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许多中国美学中的玄奥、精妙命题便都可以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沉默

梁实秋

    ①我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朋友。有一回他来看我，二人默对，不交一语。等到茶尽三碗，烟罄半听，主人并未欠伸，客人兴起告辞，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这位朋友现在已归道山，这一回无言造访，我至今不忘。

    ②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有一段记载：“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谓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危坐，而不欠伸欹侧，盖百无一二，其能之者必贵人也。’以其言试之，人皆验。”可见对客默坐之事，过去亦不乏其例。不过所谓“主贵”之说，倒颇耐人寻味。所谓贵，一定要有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情，纵然不拒人千里之外，至少也要令人生莫测高深之感，所以处大居贵之士多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两眼望天，面部无表情，纵然你问他一句话，他也能听若无闻，不置可否。这样的人如何能不贵？因为深沉的外貌，正好掩饰内部的空虚，这样的人最宜于摆在庙堂之上。

    ③謇谔之臣，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其实他是根本负有诤谏之责，并不是图一时之快。鸡鸣犬吠各有所司，若有言官而箝口结舌，宁不有愧于鸡犬？至于一般的仁人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但有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了。在有“不发言的自由”的时候而甘愿放弃这一项自由，这也是个人的自由。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的一项自由。

    ④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 ， 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众皆寂然，惟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二十年不开口说话，也要把口闷臭，但是语言道断之后，性水澄清，心珠自理，没有饶舌的必要。基督教Carthusian教派也是以沉默静居为修行法门，经常彼此不许说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⑤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现在想找真正懂得沉默的朋友，也不容易了。

（有删改）

歌词进教材，是补位而非“乱入”

    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还收录了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革新语文教材，可谓是由来己久的话题。此番，若非周杰伦的“闯入”，所谓教材的脱胎换骨，或许根本不会引发广泛关注。现实就是如此，一面是各方都在呼吁教材当改，另一面却是大家都缺乏具体路径。直至如今，终于有出版社“先行先试”，各种各样的解读与置评，方才后知后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流行歌曲忝列教材之中，无疑有辱名家名作所构建的文本经典。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既然扬言变革，总该有些突破才好。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生课、社会课、自然课，但就不是语文，必须改。”按照王旭明的理解，传统语文教材，承载了太多的宣教责任，反倒轻视了纯粹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其后果是，语文课本成为无所不包的、正确价值和有用知识的集合体，却忽略了教人识文断字、体验语言之美的最初功能——某种意义上，“年轻一代”听说读写能力的持续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让语文课尤其是低年级语文课回归“中文启蒙”为优先考量，理应成为新一轮教材改革的基本共识。

    顺着此一思路，将《天路》、《蜗牛》等歌曲收入教材，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仅就教学效果而言，此类流行歌曲天然具备优势。其用字浅易、行文直白，同时内容轻松、富有意趣，非常适合小学生识字习文。凡此种种，较之一些拗口的名作，想必更投合小朋友们之所好。

    一直以来，教材编撰者以致敬和传承的姿态，将一干经典名文统统塞进课本，而未曾充分顾忌儿童的认知偏好。另一方面，民间舆论也时常抱持“出身论”视角，对教材课文的增减指指点点：在此思维内，经典篇目的退出、流行歌词的加入，极易被看作媚俗的倒退。而事实上，小学阶段更多只是识字断文、培养语感而己，那些名作的深意和妙处，未必为孩子们所理解。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轻松读些浅显文字便好。

    周杰伦的《蜗牛》，仅仅是收入了小学课本的“延伸阅读”罢了。动辄将之鼓吹为“流行文化逆袭文化经典”，既显得太过敏感、小题大做，也折射了对语文教育的认知误区。必须重申的是，小学课本从不负责将名家名作兜售给年幼一代，而只是负责培养孩子们的技能与兴趣，从而让他们有能力识字、写作、阅读经典——只要流行歌曲能有此功效，同时“三观”刚正，就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对之妄加指点。

    也许，“歌曲成为课文”的唯一尴尬在于，该现象映射了了小学教材“无米下锅”的某种窘境。现代社会的作家、学人、教育者，对于教学规律缺少认知，对于写作儿童读本缺少动力。久而久之，教材编写者只能无奈抓些歌词“补位”。于此，难辞其咎者其谁，着实不容含糊。

（《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在南宋，程朱理学与科举仕进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链接，立场相当独立，思想也相当自由。蒙古人完成军事征服后，其文化策略有了相当深刻的转变：元仁宗皇庆年间，科举条制施行，规定凡考经问或明经的人，以“四书”为课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尽管这种给读书人提供前途的渠道还不是特别宽，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相当强烈，给很多士人暗示了一个知识与利益交换的方式。根源于汉族文化的程朱理学，在一个异族文明统治的帝国中，或为相当普遍的知识和拥有权力的思想。在权力的笼罩和利益的诱惑下，理学的知识与思想的实用性已压倒一切。于是，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蜕化成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供人背诵，背诵的意义在于交换。

    元明易代，但思想史却依然沿着惯性前行。程朱理学在明代依然是权力拥有者建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依然是一般士人用来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知识。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以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已经得到权力的认可，但是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狭窄。从洪武年间删节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孟子》八十五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到永乐二年严厉惩罚了诋毁理学的儒士朱友季，知识与思想已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程朱学说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了普遍接受的知识与原则，另一方面渐渐地失去了站在政治体制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场，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

    到正德、嘉靖年间，这种症候越头越明显。王阳明曾愤然指出，由于思想边界的限定，很多士人只能将聪明智慧转向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这些完全是空疏无用的假学问。在明代中期，思想世界其实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社会生活从王阳明生活的正德、嘉靖时代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表面的服饰上“去朴从艳”，文艺上追求“异调新声”，知识上转而“幕奇好异”下面，隐藏的是更深刻的不同阶层价值取向的断裂。那么，思想将如何有效地回应和疗救这种危机与变化？一些敏锐的士人发现，知识无法解释各种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科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结果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

    恰恰是因为这种平庸和圆熟，迫使这些学者寻找可以刺激新思想的资源。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新闭的空间里，也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最有刺激性和挑战力的思想资源，就是在南宋曾经与理学对垒的心学。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之“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材料一：

    释放地摊经济活力，建议在居民区等地提供限时摆摊经营的地方，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购买农产品的服务。

    应该说，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面对今年的形势，不妨科学有序地发展“地摊经济”，这是恢复经济的务实举措，也体现了民生情怀。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05月28日)

材料二：

    从宏观经济的大视野看，地摊经济一点也不低端。一者，低收入群体可以藉此获得生计保障、资金积累，从而产生滚动发展的可能。像南方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早些年十分倚重“地摊经济”，而一个个小摊贩也确实是畅通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一旦民间创业的血脉被打通，不仅有助于释放民间被抑制被阻遏的生产力，也必将汇聚成复苏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再者，生活的便利性也会极大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增加城市的软实力，擦亮城市的口碑招牌。毕竟，所谓“宜居”，除了山青水绿、文化活动频繁之外，遍地烟火气息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此之前，四川成都就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据报道，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两个月来，增加了8万个就业岗位，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此外，浙江杭州、河南许昌也通过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帮助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等难题来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强力推进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良策解决了很多底层民众的生路，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松绑，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放开了就不管了，必须明确，允许摆摊体现的是政策温度，必要的管理丝毫不能放松。只不过，与以往的严厉整治相比，此次的松绑更多指向精准治理，管理的难度不降反升。对于以往习惯于驱赶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而言，这无疑也是一次考验。

    无论如何，城市允许摆摊都是令人欣喜的施政实践。尽管从政策到现实还会有些波折，“地摊经济”的春天是否来到还不好说，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弹性令人欣慰。

(摘编自龙之朱《“地摊经济”的春天来了吗》)

材料三：

    黄钟武是一个水果摊贩，由于没有固定摊位，常年只能到处摆摊经营，遇到城管执法人员，就会被赶走。6月10日晚上，黄钟武正在上西街摆摊卖哈密瓜，看到城管后，条件反射地收拾摊位，准备溜走。没想到这次，城管执法人员却告诉他现在允许摆摊，但是要在规定时间段、规定区域内进行经营活动。

    据了解，2020年6月1日起，资阳开始实施《资阳市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作了一系列规定，其中包括：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组织设置临时经营场所，引导经营者进入市场从事经营，并加强监督管理。进入临时经营场所经营的摊贩，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业态从事经营，配备垃圾收集容器，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如何平衡“地摊经济”和规范管理，这成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重大“课题”。

    目前，苌弘广场设立了临时夜市摊区，按照功能分区设置有小吃区、小百货区和水果区，并且在地上画了明显的标线，允许摊贩在17点至21点30分，在一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要求经营者不得使用音响器材噪音扰民、影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经营者还必须在指定区城按照经营项目规范经营，并实行全天保洁，落实摊位“三包”制度，自备垃圾回收设施，做到人走场清，不留垃圾，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摘编自黄智微《地摊经济：一场“放”与“管”平衡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