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摘编自张允熠《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材料一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第36条：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

第86条：教皇是当今的富中之富，他的钱比古时最大的富豪克拉苏还多，那他为什么要花费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掏自己的腰包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约束滥发特许，为死者举行弥撒、朝圣等；废除野外小教堂；减少教会节日……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致德意志的基督教贵族书》

材料三学者在比较王阳明和马丁·路德时，主要有以下观点：①王阳明的学说，突出人的地位与主观能动作用，称其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确有一定的道理；②就王阳明学说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广度而言，远远不及同时期马丁·路德及其引发的宗教改革。

——据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整理

材料一：重义轻利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重精神的价值，轻物质的价值，好名而不好利，务虚而不务实。在先秦，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内容。他认为，统治者只要讲文德，进行感化，就能使人民归服。孟子从国家的角度谈论问题，也是把义放在第一位。汉朝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开始处于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董仲舒要求人们一味迫求道义，放弃功利，将道义和功利对立了起来。义利之辨在宋代朱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朱熹认为人欲是利，天理是义，仁义道德与利欲是对立的，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王鲁英《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材料二：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面临着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问题。尽管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错综复杂，但存在着一个慈的发展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价值观向义利并重的近代义利价值观演变。

﹣﹣摘编自赵璐、白俐《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